民间外交主导的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展望——“东亚区域合作与民间外交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区域合作与民间外交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27—28日在上海召开。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教授主持了研讨会,日本驻沪总领事馆首席领事片江学巳等日本、韩国、中国的学者、专家及相关人士约80人参加。现将研讨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孙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认为,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很快,但是与欧洲、北美相比是落后的,还没有建立区域经济组织。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第一,起步比较慢,但发展的势头很快。许多对话机制已经形成…     

论东亚区域化进程的文化因素

东亚区域合作开始了制度化层面的建设阶段。东亚文化的共同性和整体性的资源是东亚区域化合作的重要内容:东亚文化是东亚认同的基础,东亚一体化需要东亚文化;东亚认同的认识提高将有利于东亚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将有利于东亚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东亚共同体"的前景与可行性如何,以及在现有的"10+3"、"3+10"与东亚峰会的"10+6"模式中,东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最终会作什么样的路径选择,是目前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综观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历史,结合东亚地区的现实,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东盟10国引导、中日韩3国不断密切三方合作,向东盟10国辐辏(即"10+3")的局面.在"10+3"的背后,美国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巨大的影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模式

东亚区域合作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客观条件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内贸易快速增长、东亚积极参与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区域经济合作发生实质性进展。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首要目标,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将出现3个“10 1”自由贸易区的格局,在这一过渡模式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并逐渐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韩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发展

目前"亚洲四小龙"中最具实力的是韩国。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潜力为韩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机遇。韩国自卢泰愚时期开始,历经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几届政府,通过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来振兴经济,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增进与世界强国的合作关系。韩国是全世界第一个与美国、东盟、欧盟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的国家。在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韩国已位于领先地位。目前中韩缔结FTA的条件已日渐成熟。中韩FTA不仅将促进两国经济发展,还将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经济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一种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区域经济合作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出现了规模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次)区域合作模式,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其中的两个有影响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两种合作机制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在交通、水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与投资、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展合作。     

东亚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历史考察

东亚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历史变迁: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考察"东亚"区域意识的形成,东亚区域早期的华裔秩序与朝贡体系,对日本东亚共荣圈促生的"东亚"经济秩序圈雏形以及"东亚"概念污名化的反思,区域性复兴和危机背景下形成的东亚经济区域合作模式.对"东亚"概念的正名与重塑、"区域"而非"天下"意识的强调、善用危机感和平等处理大陆与海洋的关系.     

东亚区域合作语境下的中国外交:一个新地区主义的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做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东亚区域合作对欧盟经验的借鉴与超越——以新地区主义的视角

后冷战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同步并举的态势。一方面,它引发了地区主义理论的更新。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蹒跚起步。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给东亚带来了良好的启示,但鉴于本地区的特点,对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有所审视,在新地区主义的观照下,实现有利于自身的超越。     

在相互依赖中促进东亚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催生了"10+3"等东亚区域合作,东亚合作的深入使东亚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深化.本文将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各国如何在相互依赖中促进区域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实力结构、欧盟经验与东亚困局——兼论中国的东亚合作战略

在欧盟的区域合作当中,法德合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使得这一区域合作进程能够抵御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分析欧盟的成功经验,国际结构是一个核心因素。全球层面的两极结构赋予了欧洲国家联合自强的动力,而同属于美国阵营这一点也使之获得了霸权国的有力支持,法德两国构成的两极结构成为了欧洲区域合作的坚强领导核心。不过,欧盟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东亚,两极结构并不一定能促进区域合作。由于东亚国家冷战时期分属两极对抗的不同阵营,以及冷战后中国所具有的独立性,全球性实力结构对于东亚区域合作就起到了制约而非促进的作用。在地区层面,由于缺乏欧洲内部的制度相似性和集体观念,以及中国和日本各有其全球雄心,地区层面的两极结构无法形成一个类似的中日合作轴心。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应该有选择地推动与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一体化,而不是着眼于推动以中日合作为核心的全地区性区域合作进程。     

区域振兴背景下高校合作与发展策略

区域振兴,系于教育;教育振兴,政府有责。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版图逐步凸起,东中西并进的局面形成,高校区域合作与发展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高校区域合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区域振兴发展总体战略的提出正好为我国高校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了使高校区域合作日趋完善,在区域振兴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益,需要当地政府、市场和区域内各高校相互之间达成共识,找出对策,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推动高校区域合作的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一带一路”视域下海南与伊犁国际旅游南西合作战略模式选择

海南省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别是我国最南端和最西端的两个特殊国际旅游目的地。海南与伊犁两地选择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旅游社团跨区域合作、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政产学研跨区域合作四大战略模式,实施国际旅游南西合作战略,是海南国际旅游岛与伊犁国际旅游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海南省和伊犁州以国际旅游为先导产业,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文化协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新路径。     

东亚双边贸易协定的发展及其风险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东亚区域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式。这是由于东亚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特定的地缘目标而缔结双边FTA,双边FTA因其对国内政治的冲击最小并且能够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发展迅速。然而,东亚双边FTA的发展将有可能形成FTA的轮轴模式,它将增加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并将产生对多边自由化的抵触,同时也会给东亚权力结构带来风险,使东亚一体化更加举步维艰。因而,东亚各国应统合其国家利益,达成区域合作共识,以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排除双边FTA可能带来的风险。     

建构主义视域下的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研究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区域和平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揭示文化与观念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能够凭借共有观念塑造国家行为体身份,在明晰互构身份的演进中确立利益秩序,进而完成无政府状态下的集体身份建构。东亚集体身份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在区域层面的关键环节,集体身份认同对东亚区域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对东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及区域合作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东亚存在构建一体化、区域化的先决条件：文化共性和共有观念。如何超越现实发展困境,实现对东亚政治文化的重构,建构由地域共同体到以集体身份认同为前提的命运共同体的飞跃,显得十分必要。     

浅析东盟对东亚共同体构建的作用

东盟是东亚区域中的次级区域合作组织,早在1990年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就提出了有关建构类似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但直到2001年这个构想才被确定下来作为东亚地区未来发展的目标。事实上,东盟已形成自身独特的区域合作模式,而作为将来东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在这个合作进程中到底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就是本文所要探求的问题。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困境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区域治理的转型与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治理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制度结构双重困境的影响,而要走出区域合作治理困境,需要对区域合作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转型,其中包括提升合作意愿和降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的路径包括构建跨界政策网络和改进区域合作激励。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地缘经济实践--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在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国借由区域一体化从地区和平崛起,再走向世界,这是新时期大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遵循这一路径选择,主动、积极地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倡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从地缘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域经济的构筑在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处于优先地位,发挥着相当程度的溢出效应。受地缘环境的制约,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不得不面对地区考量和检验,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用心经营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