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通过战争、婚姻、使聘、归附、俘虏等方式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大批中原逃人涌入匈奴地区,无疑对匈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和平天使——论昭君亲属与汉匈关系

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不仅自己为汉匈关系的友好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事业积极奔走。自公元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里,大都是由昭君的亲属完成着匈奴和西汉、莽新、更始、东汉的交涉与来往的使命。这充分说明昭君亲属在汉匈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居延汉简反映的汉匈边塞战事

20世纪出土于居延边塞的汉简文书,记载了汉代居延地区汉匈军事冲突的真实状况。在简文纪时段内,汉匈战事主要发生在汉宣帝、新莽以及东汉建武初年。匈奴进攻汉塞一般在春夏之交或秋冬时节,具体时辰在早晚时段。匈奴进攻的方式一般为数十人的团体式进攻,有时采取包围伏匿策略重点进攻。匈奴入侵汉塞杀略吏卒,劫夺兵器财物,焚烧塞防,对汉塞造成严重破坏。汉塞吏卒面对匈奴入侵,严明烽火制度、禁止人员往来,积极用弓弩射击,武职官吏带兵防御追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抵御。     

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汉匈质子关系及其作用述评

西汉和匈奴之间的质子关系,经历了征取质子、质子入侍和王莽杀质三个阶段.汉匈质子关系,不仅对维护当时良好的民族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关于匈奴人种问题的几点认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较早时期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牧人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来源上应与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石板墓的居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的时候,这部分古代居民很有可能最终加入到了匈奴联盟当中。     

关于匈奴人种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

关于匈奴的人种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蒙古说和突厥说各执一词。本文根据最新考古出土资料和国内外有关人类学鉴定结果,重申匈奴主体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并非夏后氏之苗裔。至于其中所含的少量蒙古人种东亚和其他类型成分以及个别的欧罗巴人种成分则可能反映了匈奴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长期的迁徙、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人种上的混血现象。     

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多元文化类型

秦汉时期的河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争夺的焦点,还是秦汉王朝经济开发的新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形成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移民文化和商旅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同时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开放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秦汉文化丰富了内涵,提供了动力,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简牍所见王莽对匈奴采取的政策

王莽即位后,对匈奴采取一系列错误政策。首先是更改匈奴名号,其次是分封匈奴十五位单于。简牍中不仅记载了这两件事情,而且还补充了非常重要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