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的另面：茅盾“农村三部曲”的隐性艺术内涵

“时代性”是茅盾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价值坐标。事实上，除了在“社会科学”指引下所建构的政治话语规范等显性内涵，“时代性”还包含更多的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隐性内涵，比如茅盾“农村三部曲”通过“仪式”等描写所展示的乡村凝聚力的变迁，通过身体叙事所展示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变化，通过秩序再造所展示的现代性在中国乡村的扩张。这些“时代性”的隐性内涵在照应政治话语价值取向的同时，使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含混的面貌，造就了小说更为丰富多元的艺术魅力。     

“日常生活”离“现实”有多远？——李子柒短视频中的田园幻象

李子柒短视频以古风田园为主题,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展示,建立起一种兼具“现实感”和“美感”的乡村田园生活,而由于视频中所展示出的自然乡村、传统美食与民俗工艺等,李子柒短视频进而被官方话语认定为一种“文化输出”,整个事件是一个关于构建“现实”叙事的文化现象。通过分析李子柒短视频如何以日常生活的“现场感”打造出一种“田园生活”的幻觉,并且分析这种作为“幻象空间”的古风田园所反映出的社会意识,以及这种社会意识所隐藏的城乡结构中的矛盾,进而得出结论：通过展示田园日常生活所建立的“现实感”,只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而非对现实的“反映”。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从《三国演义》反思选用年轻人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各政权对年轻人才的选用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选用好年轻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一重要观点。通过详实的例证剖析了三国时期的二大著名战役(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中成与败年轻人才所发挥的作用,引导人们批判在年轻人才选用过程中存在的“姜是老的辣”和“惟经验与阅历”的不正确选人用人观,并进而通过五个著名的个案阐明了在年轻人才选用过程中要力争做到“礼贤下士”、“大胆使用”、“惟才是用”、“用人不疑”、“量才录用”,同时结合三个历史事件剖析了社会中对年轻人才在培养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并以史为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帮其所缺”“、避其所短”“、宽容之心”。     

为何是“道”

文章旨在探讨《老子》为何将“吾不知其名”的“天下母”“强字之曰道”。通过梳理文本中“道”字所需承担的创生性、规律性和法则性三种功能,以及追溯《老子》之前“道”字的已有内涵,我们确证两者之间存在符合关系。“帝”与“天”在充当至上概念时所暴露出的人格性、具象性以及外在干预性等缺陷,使它们丧失了与“道”竞争的可能。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自由的哲学意蕴新探

自由并不是过去人们所理解的“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本文主要从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自我生成角度来谈自由。“真”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其存在的一种方式 ;“善”体现了人的自由选择性 ,并通过对象化活动使可能变为现实 ,其间人的本质得以生成 ;“美”是在真、善统一的基础上人的内心愉悦的体验 ,是人实现了的本质力量。自由是人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所达到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状态     

鲁迅手绘“猫头鹰”图析

文章通过对鲁迅亲手绘制的一幅“猫头鹰”图案的分析,认为鲁迅把“猫头鹰”画成了爱情的比翼鸟,更表达出了“猫头鹰”是事业的比翼鸟。图案上男女两人相拥所看的那本书,正是鲁迅所大声呼吁的唤醒民众的“新生之作”。鲁迅在这幅图案上寄托了自己对爱情和事业的理想。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理性的颠倒”的“颠倒”

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所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但是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性的颠倒所实现的主客和解却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 ,他通过对黑格尔所作的“语言化意谓为共相”和“反思变现象为本质”的“理性的颠倒”的再颠倒 ,朝向“应合于大道的道说”并“投身于本有 (大道 )之中” ,从而反正了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超越的方向 ,通过由无限到有限 ,由绝对 (的神 )到人的超越达乎人的存在自身 ,而最终走出思想与对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执 ,彻底告别了统治西方世界二千多年的对象性、表象性的“理性的颠倒” ,而步入一种新的思想道路     

从“合作制”到“合作社”——浅探列宁著作《O koonepaцuu》在中译上的改动及其相应的中国经济背景

本文主要是根据列宁在晚年口述留下的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尤其在经济政策上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到“过渡时期”有了根本转变的文章《Okoonepaцuu》在中文翻译上所出现的变动(“合作制”变成“合作社”),通过以文本中不变的核心主旨为出发点和参照物,分析翻译上的变动所带来的种种内容差异和内涵侧重,从而进一步比较探索翻译改变背后所依据的中国经济社会变化之背景。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认为，知识即美德，二者是同一的。但在近代的康德那里，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野，使得知识与智慧（美德）产生断裂，这体现在其三个批判理论中。使古希腊的知识与智慧的联系与融通得以恢复的，是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熊十力，他探求了“转智成识”和“由智化境”的问题。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直觉、距离与审美创造——克罗齐与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

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克罗齐的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以“形象的直觉”为核心的美学经验论直接脱胎于克罗齐的相关美学观点。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在“艺术的独立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等方面 ,与克罗齐美学思想产生了共鸣。但也是因为这一点 ,使得他与克罗齐在“艺术的独立性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分道扬镳。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下)

孔子是在“仁”、在对人类的这种整体关怀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在孔子思想中,能够遏制无限膨胀的私利欲望的是“义”。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和“悌”。在孔子思想中,“忠”、“信”都是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并没有后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尊尊”的人身依附性质。“法”和“礼”是当时社会的两种联系方式。“法”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孔子重视“礼”和“礼治”,其根本意图在于强调合作关系而淡化和消解权力关系,以改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状况。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由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合力。     

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论儒家哲学的“春意”与中国哲学的“新生”

"春"与"仁"相关联的儒家哲学思想史程包含三个逻辑环节。在《周易》自然哲学中,春与东方草木建立关联;由"五行"思想的发展而与"仁"之德行建立关联;宋明时期,"仁"包举四德,上升为本体,春遍在四季,本体与价值具有一体性,指向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宋明道学所发现的"春意"与佛家的春意之区别包含三个面向:一是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二是指向人的存在的同时,同时指向物、并且实有其物;三是心物不仅同源而且同趋,境界中有着明确的价值论指向。发展的春意,比较的春意到内在的春意,仁本体的发现使得宋代文化及中国哲学近世精神的"内在自然"向度被真正发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启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的新类型的探索,这正是中国哲学当代开展新生的春意。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文学民族性身份的现代人类学还原

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一个“焦虑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被“个别化”、“边缘化”、“表面化”了的课题。现代人类学将为该问题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提供一种可能。现代人类学立场的核心是肯定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将人的抽象、普遍、同一的本质还原为具体、特殊、多样的存在,最终突出人性的“民族化”身份和特征。立足现代人类学立场,“还原”文学的民族“身份”(特性),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应否“去蔽”、“还原”的问题,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现状,重构真正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