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清风伴成长 唱童谣话廉洁

“勤节约，多实践，艰苦奋斗不丢脸；生日礼．压岁钱，样样不要轻松点；不乱花，多存钱，日常生活要节俭；别人物，不能沾，占点便宜很危险……”这就是南京下关区近期举办中小学生“红领巾廉洁童诗童谣”表演赛上．小朋友演唱的廉洁童谣选段。     

先秦荒礼探微

荒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礼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时期已多有举行。据史料记载，先秦荒礼大致有祷神、变礼、减缮减用以及提供财物婀补等几种表现形式。在灾荒之年举行荒礼，不仅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节省了财物，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先秦以后，荒礼仍被社会各阶层所重视。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大明集礼》撰刊与行用考述

《大明集礼》成书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才得以重刊。这与其本身已经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大明集礼》在嘉靖朝以前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通过一些细微的史料可以证明，嘉靖朝以前的《大明集礼》，并非置诸高阁的典籍，而是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大明集礼》作为两朝《大明会典》撰修的重要参稽材料，为《大明会典》大经大法效力的确立提供了支撑。在形式、体例上与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大明集礼》，作为明人心目中“美矣善矣”的一代典章和万世法程，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试析先秦儒家对礼的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孔子从本质论出发，把仁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认为仁是人的本质，礼是仁的表象，试图解决礼的自觉性问题，突出礼的道德属性。孟子从生成论出发，把心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认为礼是心的扩充，试图解决礼的知行问题，突出礼的主动性。荀子从目的论出发，把善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礼既是实现善的手段，也是最高的善，他试图解决礼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问题，突出礼是一种等级原则。     

墓志"礼"考证

古代基志铭行文间“礼”可分为遣使护丧之礼、祭祀之礼、对有功德者追赐官位和爵位之礼、贝胃赠之礼、安葬之礼、守丧三年之礼等。由此可知，“礼”不仅是古代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更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的工具。     

传 道、济 民、修 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

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张栻传道、济民、修己的礼学思想对南宋地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追求经世济用的新儒学,认为士大夫担负着礼之兴废的重责。他主张从人事之礼中体认天理,强调以礼作为培养士人、养成风俗的重要手段。张栻终其一生都在学礼,对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     

《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

大唐《开元礼》是从《贞观礼》、《显庆礼》发展而来的，也是秦汉王朝以来封建礼仪制度完备化的总结。《开元礼》修撰的指导思想是将《贞观礼》、《显庆礼》加以“折衷”，择善而从，“粲然勒一代典制”，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繁荣气象。《开元礼》具有总结性、全面性、系统性三大特点。它是我国封建礼制史上一部总结性法典，内容广博而全面，体例严密，眉目清楚。近代学者章太炎称赞说：“择善而从，直取其稍完美者，则莫过于《开元礼》。”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王夫之别开生面的人性论探析

王夫之的人性论是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最显著体现,也是其全部伦理思想的立足点。理气合一、性气合一是其理论基点,理欲皆性是其人性论思想的核心,其理论之意义在于他第一次把人欲纳入性中,并对人欲作公欲与私欲之区分,强调人要不断取＂仁义礼智之理＂和＂声色臭味之欲＂去＂合两＂而为性,从而进一步提出＂继善成性＂＂性日生日成＂的光辉命题,具有重要的近代启蒙意义。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左传》与“礼”

《左传》言礼的主要观点是：礼是国家以至每个人的躯干；知礼就是摒弃琐屑的仪式，落实礼的精神，在履行礼的实践中求变通；礼的内容和形式可增可减；礼要求人们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尽做好事；礼的定义是“天经地义，民实则之”；功能是将百姓纳入正常的活动轨道，作用是维护从家庭到社会的秩序；礼属于工作范围的高标准，行业范围的职业道德；礼是调节人们的情感、防止一切过失发生的工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锐利武器；“无礼”有着重大的危害性。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研究

梁武帝的《江南弄》七曲，不是单纯地描绘女性的艳歌，其深层的目的是歌仙道，咏长生。《江南弄》歌词之所以体现出了诸多词性方面的特征，绝非偶然，乃是作者为适应某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即佛曲或胡吹旧曲）的要求而刻意求变的结果。因此，《江南弄》是可以定性为词的。《江南弄》产生于梁代制礼定乐的大背景之下，具体说来，它是梁武帝为天监十二年元会间庆祝其生日而精心制作的乐歌。     

李觏的性情论及其与郭店楚简性情论的比较

李觏的儒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他的人性论或性情论是从属于其礼论的。在李觏24岁时所作的《礼论》中，为了论证乐、刑、政是“礼之三支”，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他持性三品说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其人性论的大致倾向。但李觏的人性论有其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一些前后矛盾。在他30岁以后的思想中，为了论证圣人之道不是“以道强人”，则是“因其有而品节之”，“唯礼为能顺人情”，性善或情善的思想成为其性情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宋学中，李觏的性情论处于新儒学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这类似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文章将李觏的性情论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在理论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都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     

江永反朱思想及其对戴震的影响——基于新见文献《昏礼从宜》的研究

江永的《昏礼从宜》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它的主旨为“礼失求诸野”，分论点大致有三：古礼多与今之人情相违，今俗多深得古礼精义，经济是影响礼节变化的重要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以朱熹《家礼》为代表的家礼学传统。这说明江永并非恪守朱学，而戴震的反朱思想受到江永的直接影响。江永与戴震对朱熹既尊敬又反对，其实并不矛盾：他们尊敬的是朱熹的创造，反对的是后人对朱熹的墨守与滥用。     

论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及其局限

礼、道和理不仅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由此可以形成儒家行为哲学体系。作为概念的礼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动作，礼是行为。在对该行为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抽象出普遍之道。道描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它成为具体行为之礼的标准。天理概念的出现将追问引向深入。天理不仅是普遍之道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是现实之礼的终极性法则并由此为礼给出了存在论证明，证明了礼的合“理”性，在绝对之理、普遍之道的支持下，礼成为正当的行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如何从普遍观念走向具体行为，传统儒家缺少了某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