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活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思考

活化又称激发,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概念,也泛指某一物质从其无活性状态转变为具有活性状态的过程。本文借用活化概念,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活化研究,意在更好地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探索、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弘扬与传承,使其从原来孤立的遗址(无活性或少活性状态)转变为可观、可感、可体验遗址(有活性状态)。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祭坛研究

辽宁朝阳地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两处新石器时期祭坛,是该时期迎来鼎盛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祭坛。本文从祭坛的起源与演变角度切入,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祭坛的形制结构、主要特征及其蕴含的礼仪性因素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论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三环圆形祭坛的设计思路——规和矩并用、形制内涵——天文历法、祭祀对象——太阳,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论牛河梁红山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

本文通过揭示牛河梁遗址布局、出土文物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分析牛河梁红山文化对中国龙凤文化、阴阳文化、玉文化、建筑风格和祭祀理念的深远影响。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延续至今,为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渊源证据,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其绵延5000年的连续性和强韧的生命力。     

商代陶器纹饰的审美特征

本文对商代陶器纹饰的审美特征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释。商代陶器的想象动物纹和几何纹表现出强旺的想象性和严整的图案性 ,同时也体现出浓厚的理性内容。纹饰线条的变化 ,反映了商代人心灵图式的变化。商代陶器纹饰中虚与实、风与骨的相辅相成、有机协调 ,凝结了中国人传统的生命境界观。     

会盟文化与玉器文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历史价值之一

红山文化展示了会盟文化的多个侧面,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玉器在会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开启了中华玉器文明。     

试论牛河梁遗址蕴含的传统文化核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天地君亲师思想产生在红山文化牛河梁时期,作为大型、高级的史前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祭祀的主要对象为天地君亲师。     

牛河梁遗址价值研究

牛河粱红山文化遗址的主要遗迹有坛庙冢台等,标志了当时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以筑屋文化、用火能力、服饰文明、经济基础、天文历法知识、婚姻革命、祭祀礼仪等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集大成的文化高峰;红山文化女神与神庙独一无二,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所代表的群体人类为中华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牛河梁遗址奠定了中华阴阳文化的根基,尤其是玉龟文化成为《易经》文化的源头;将黄帝文化时期分为前黄帝文化时期、黄帝文化时期、后黄帝文化时期,将红山文化分为前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后红山文化时期,指出黄帝文化的三个时期与红山文化的三个时期存在对应关系,这对于理解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形成以玉为纽带的会盟文化、形成完备的社会管理系统,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历史价值的集中体现.     

试析牛河梁出土鸟兽纹玉佩的文化内涵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鸟兽纹玉佩是鲜有的异类动物合雕题材,玉佩中的"鸟"代表天上的猛禽猫头鹰;"兽"应是地上的猛兽野猪。二者一下一上结合在一起,表示了天地交合的设计理念。鸟兽纹玉佩整体表现了天地交泰、阴阳和谐的文化内涵。     

红山文化的文化基础——兼论红山文化的文明成就

红山文化文明成就是人类漫长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积累的结果。红山文化以前累积的筑屋文化、用火能力、服饰文明、经济基础、天文历法知识、婚姻革命、祭祀礼仪等因素,是红山文化的文化基础,在红山文化形成了一个集大成的文化高峰。     

红山文化聚落的层次化演变与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聚落有关资料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红山文化聚落群中已出现了中心聚落和远离聚落的祭祀中心,出现了统一聚落群之上的权力。渔猎经济的发展,居民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与群体间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基础的发展使社会特殊阶层的出现成为可能,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就率先在这里出现。     

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礼仪建筑群的建造特征及其影响

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礼仪建筑群作为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实证,证实了当时"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存在。它在建筑群选址规划、材料选择运用、坛庙冢单体礼仪建筑特征等方面,都为之后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建都和建城提供了参考范本。为当今专家学者研究当时的社会礼仪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参考资料。     

从分立到一体: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整合研究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及其反映的诸多现象来看,中国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存在诸多共性：第一,有并行的发展阶段,共同经历了约1 000年的发展时期;第二,有重合的分布空间,皆以老哈河、教来河和西拉木伦河上游为中心分布地域;第三,有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涵盖房屋、墓葬、陶器、玉器和石器等典型要素;第四,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均表现出与当地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存在密切的亲缘联系。这些共性表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各自分立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即“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和红山文化的中、晚期是年代相互对应、分布范围一致、材料性质有别、文化属性相同的“大红山文化”遗存。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应该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的“贵族墓地”或“王陵”;原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沟”墓地,应该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古国时期的“平民坟茔”。这一全新认识,为进一步解读红山文化的谱系和红山文明的特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材料。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研究的重要发现——2010年赤峰魏家窝铺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与启示

魏家窝铺遗址是内蒙古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2010年发掘获得的资料显示,魏家窝铺遗存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魏家窝铺2010年的发掘揭示出了一个环壕聚落的扩张和兴衰历程,属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魏家窝铺聚落布局既有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特征,也可以看到华渭文化区环壕聚落的区域中心单元的影子。2010年发现的房址内部结构方面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相关问题提供了启示。     

简论甘肃地区的古文化与中原及周邻文化的互动与影响

甘肃地区的古文化 ,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到仰韶文化 ,再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及而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 ,有着基本完整的序列 ,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同青海东部地区一道 ,应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六大区系理论不能完全涵盖甘肃古文化的实际情况。但是甘肃的古文化同时又同中原和周邻文化发生各种各样的摩擦、碰撞、融合、交流 ,最后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洪流。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 ,甘肃地区独特的远古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在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历程中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2007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出土遗存可分三期。其中一期遗存包括灰坑、灰沟、柱洞、墓葬、陶片堆积层等遗迹现象,出土陶器多为夹蚌黄褐或灰褐陶的平底筒形罐、鼓腹罐等,以素面为主,有些近口部装饰条形附加堆纹。陶器火候不高,陶质疏松,器表有明显的泥条盘筑法套接所形成的凸棱,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制陶技术最为原始的一类遗存,年代检测在距今万年前后。该类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早期陶器在中国东北地区分布上的空白。     

论红山文化中玉器的审美特征

红山文化中玉器的创造受到了自然环境、主体观念和细石器制作技术的激发和影响.其镂空器形等体现了虚实相生的原则,其动物造型体现了"寓多元为一体"的原则,许多器形还体现了尚圆意识.而在纹饰上,具象与抽象的结合则是其重要特点.玉器的风格以自然奔放为主,又有一些体现和玉料相协调的优美柔和特点的玉器.红山玉器中的玉琮、玉龙等及其"整体布局、局部布白"的设计,对后世的玉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良渚玉琮和商代的饕餮纹中,都有红山玉器的影子.     

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

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回应叶志坚先生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一文而作的。文章就"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思想重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等三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对叶文的商榷意见做了详细回应。文章强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应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叶文所主张的"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而不是所谓"人类学笔记"。     

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

本文是为回应王东、林锋先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一文而作的。本文认为,王、林文存在着诸多令人疑虑和困惑的问题;而且所得出的有些结论完全背离历史事实和基本常识;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难以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人类学笔记”则能够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因此,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