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生命抒怀”与“身份想象”——论中国现代传记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传记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始于五四时期。此一时期的传记体小说在叙事上较少受制于现实的束缚,更多地倾向于诗意想象与生命抒怀,传主的"情绪性"通常遮蔽了传记的"历史感",凸显了对于现实生存的形而上的诗意化诉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传记体小说在文体特征上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在社会历史的坐标系上以审美形式诠释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身份"书写,它不仅仅是自我发展的生命确证,而且更是价值观、世界观的有效性选择问题,意味着对特定时空里的承诺、责任和义务的担当,从而确立书写主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种合乎某种"价值观"的身份想象图景便是30年代传记体小说的主要叙述修辞。     

朦胧诗的歧路走向

在我国,现代诗派出现最早的是朦胧诗,从1972年起,就见自印的诗集,到1979年3月,北岛在《诗刊》发表了《回答》诗后,一举登上诗坛,随后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等六大前卫相继脱颖而出,趁当时人们心态的变幻,掀起了一种热腾的潮势。但到1985年以后,人们正寄予热切的期待,他们却日渐衰败下来,虽然当时出现了象傅天琳、李钢、多多、芒克等新秀,但依然无补于事,一样在六神无主的无序状态下,从自我失控到自我丧失,他们走人歧路。     

真实的怀疑：韩东

文革后中国迎来一场文学复兴运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艺术风格,诞生很多"朦胧诗"和"朦胧"诗人,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作为诗人、编辑和元文本作者的韩东一直是先锋诗歌的重要声音。曾有很多批评家将其诗歌与"朦胧诗"、"后朦胧诗"等相提并论。然而,韩诗却是以抵制和否弃"朦胧诗"而著称,并提倡"真实地写作"。选取了韩东《山民》等诗作分析其诗学观,认为韩东式怀疑带有一种存在主义意味,相信真实性和个体经验,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文化安全”的悖论与“软实力”的正途

在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题,将是民族国家长期应对的重大课题。对"文化安全"战略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因为最强势的文化才是最安全的文化,而强势文化是通过文化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获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而实现的;所以,维持现状的文化安全战略,只会成为自我封闭乃至保护落后的挡箭牌。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世界性的认同程度,"中国模式"最终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不只是弘扬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融合;同时,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环节。通过"文化立人"——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真正目的。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实力"都是一个伪命题。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已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中追求一种"精英"和"金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因此,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走出“自我”迷执,走向社会关怀——简论佛家以“无我”为教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以降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哲学理论上的建树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儿,西方以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习惯于取知识理性为入路,通过剥离与"我"相关的种种经验性的内容而孤悬地设定一个"我"、"自我"。近现代以来,人们以这样一个"我"为中心,为这样一个"我"而生存,藉这样一个"我"的眼光看"他人"与"世界","我"、"他人"、"世界"均被扔进了人欲横流、干戈并起的漩涡。尔后,为了平衡不同个人、集团、社区、国家、民族的欲望冲突,人们不得不制定一些公共的规则;公共规则不能有所偏袒,必以"价值中立"为基石;"价值中立"意味着排斥价值信念,价值信念由是进一步被掏空。"主体自我"的过分扩张与精神价值的失落便成了现代社会一体而两面的事。现在是到了走出"自我"迷执的时候了。如何走出"自我"迷执,佛家的"无我"教法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认识的与实践的导引方向。正是在这点上,我们看到了佛陀以"因缘"、"无常"为教,把个人放入社会、历史与价值变迁中谈论"无我"——"自我"问题所提供的思想意义。     

缪斯的挑战──论“朦胧诗”的诗学特征和意义

缪斯的挑战──论“朦胧诗”的诗学特征和意义田刚一、“朦胧诗”的辨析尽管“朦胧诗”这个名称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有许多不尽人意的“朦胧性”──它当初就是其创名人读不懂诗，“气闷之余”的产物①，但这个充满误解和怨怒的情绪化判决却铮挣有声，恰如其分──它在无...     

论“第三代诗”的消费特征

"第三代诗"分为"口语写作"与"后朦胧诗"两种诗潮,通过对"第三代诗"的命名及"口语写作"的话语特征的考察,"口语写作"表现为对"朦胧诗"抒情语言的解构、用"语感"写作替代"语义"写作。"口语写作"与80年代消费文化思潮相关,它构成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化消费景观之一。     

论人的价值构成的“内在紧张”

一般而言,人的价值由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构成。然而,在资本全球流动时代,这种有机构成状态近乎被打破,出现了人的自我价值排斥人的社会价值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二者对立性的"内在紧张"。这是资本与市场双重逻辑对现代社会作用的产物。亦即资本与市场的"自由"与"占有"逻辑是生成人的价值构成"内在紧张"之肇因。消除这种"内在紧张",需要从资本与市场逻辑出发,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九十年代诗歌的智识意义

现在听到的对于后朦胧诗的批评与８０年代反对“朦胧诗”的情形并不相同，因为意识形态的干预力量已远不如以前。那个时候诗歌领域的斗争一直停留在两极的状态中，即以一种预设好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较量来审视当时的诗歌创作现象。一些反对“朦胧诗”的理论家们自觉地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配合，并用主流话语批驳“朦胧诗”的不当之处。现在看来，这种预设好的理论框架是最值得检讨的。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人们过分强调了一种理论的普适性特征，而对于理论中的自我认同性缺乏最低程度的体会。因此，对于具体的诗歌…     

构建“革命文学”的三种想象

"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这三种"革命文学"想象彼此有很大的差异,显示了"革命文学"源头的不同建构和意向。对这三种"革命文学"建构与想象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

"利他精神"成为可能的前提是"自我"和"自己人"之外的"陌生人"在价值伦理体系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利他精神"的缺乏,正是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所存在的最大缺陷之一。无论是在传统社会和文化中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还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催生的"自我主义"中,"陌生人"一直被边缘化,因而长期以来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二者之所以对"陌生人"采取拒斥和排挤态度,思想根源在于它们所坚执的"实体主义"的思想原则和"总体化"的思维定势,前者把抽象的"共同体"实体化与总体化,后者则把抽象的"自我"实体化和总体化。只有确立"为他人"的"个人主体性"观念,形成对人的全新的自我理解,我们才能在根本上拆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墙壁与藩篱,把"自我"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和幸福与"他人"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对"陌生"的"他人"的开放、尊重、承认与爱,是形成和塑造每一个"自我"主体人格的根本动力,也是构成其道德的深层源泉。以此种观念为基础,"利他精神"才能获得坚实的根基。     

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五四”时期邓中夏的文化选择及其历史意义

邓中夏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非专门学者的角色,但他的学术研究,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却算得上居功至伟."五四"时期,邓中夏对"实行"一面的选择,及其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的自我塑造,确然体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知识界求新、求变乃至自我改造的时代风气.进而言之,"五四"之后邓中夏等激进人物对于"实行"一极的凸显与实践,实是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时代关系的一种自觉选择.     

“文明”面临考验——当代中国文明话语流变

文明话语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也是中国国内思想理论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发展。本文由回顾近代以来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入手,区分了大写的文明概念和复数的文明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当代诸文明话语及其功用加以描述和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种文明论各有其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必须在一种适当的平衡中才可能实现,为了实现这种平衡,作者提出了一种名为"内在批评"的方法,并以官方主流的文明话语为例对这种方法加以展示。作者相信,今天中国人对"文明"的想象、界定和运用,进而,当下中国所展现的文明样态,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一种文明话语的说服力,最终取决于提出和倡导这一话语的那个文明的实际样态。     

“主体性”批判的意义及其限度

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观念进行深入的批判,这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主题之一."主体"的"实体化",使得"主体"成为无根、独断和封闭的存在,这是导致"主体性"批判的深层根源.现当代哲学的"主体性"批判破解了"主体"的"实体化",有力地深化了人的自我理解,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成果.但是,"主体性"批判又有其限度,在消解"实体化"的"主体"之后,作为"非实体化"的"价值主体"仍然有其不可消解的存在合法性.在摆脱现代性方案的教条和独断倾向,破解"主体性"原则的实体化思维方式的前提下,捍卫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实质就是在捍卫文明发展所凝聚的重大成果.这既构成"主体性"批判的限度,同时也是"主体性"批判的深层旨趣.     

试论朦胧诗的寻找主题

本文对朦胧诗的寻找主题作了阐述。文章认为，“寻找”，是笼罩朦胧诗派的独特意象，是连接朦胧诗人的共同情结，也是我们了解朦胧诗及其作者的一个重要支点。文章对朦胧诗寻找的内容、朦胧诗的社会历史意义及美学价值作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