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试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历史地位——兼与舒芜先生商榷

舒芜先生是周作人研究专家,但他认为周作人散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的观点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本文以驳论方式,指出舒芜先生之所以出现这一失误,乃是因为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研究方法之故,如割裂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双重标准来衡度作品等等。正因为如此,舒芜先生的周作人散文研究,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主观化、片面化等毛病。作者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上的退坡,是他政治上消沉与堕落的必然结果,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前期散文中的固有光彩。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尊老不应以“爱幼”为条件

友人家女儿跟公婆的关系搞得很僵,几近仇人。父母劝她:对老人,一定要尊敬。女儿头一扬:"他们不爱幼,我就不尊老!"这种"口气"似乎并非是友人女儿的"专利",在其他场合笔者也常常     

一条启事、一则报道与一次讲演——新发现有关周作人的三则史料

笔者在阅读民国报刊时,偶然发现与周作人有关的三则史料,即周作人1937年1月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94期所刊登的一条启事,北平<世界日报>1937年12月16日第4版教育界所刊发的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报道,天津<每月科学画报>所刊登的周作人1943年在南京模范女子中学的一次讲演.这三则史料不见于周作人个人文集及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亦不见于有关周作人的传记、年谱及研究文章中,对周作人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笔者把它们整理并发表出来,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周作人文学思想三论

文学思想意指对于文学的思想。周作人提出“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掐臂见血一、“视觉的盛宴”等文章观念，忧惧心理是周作人杂诗文化心理的主要内容。文学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文学就是强调个性，失去了个人，文学就异化了，也抹煞了文学。     

以平常心作平实之研究──读张铁荣《周作人平议》

以平常心作平实之研究──读张铁荣《周作人平议》钱理群张铁荣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名副其实的周作人研究的“专家”──像我辈似的，虽也写过有关周作人的著作与文章，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能算是“打游击”的；而张铁荣先生却是把整个的学术生命投入到“这一个”研究...     

解读周作人(上)

人们说 ,“文如其人” ,这是确实的 :真诚的作者把自己的生命都投入他的作品里了。何况周作人又告诉我们 ,他的写作无非是“寻求想象的友人 ,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何况周作人的笔下 ,还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意境”———“如在江村小屋 ,靠玻璃窗 ,烘着白炭火钵 ,喝清茶 ,同友人谈闲话 ,那是颇愉快的事”。……“不　故人不多 ,又各忙碌 ,相见的时候颇少 ,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 ,此随时可晤对也。……翻开书册 ,得听一夕的话 ,已大可喜 ,若再写下来 ,自然更妙。”……这是怎样的生命的 ,文学的 ,与学术的蛊惑呵 !于是 ,稍有空闲…     

关于《闲话并耕》

2003年6月,我在“天涯社区”(www.tianyac lub.com)“闲闲书话”版无意中见到一篇帖子,作者是互联网上有名的藏书家“木兆轩主人”。文中谈到他从友人“两暮轩主人”处购得胡逸民著《我的回忆》一书,是“一本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私印的小册子”,正文之后附有一篇周作人文章《闲话并耕》的影印手迹。经他查阅现已出版的各种周作人文集并《集外文》等,均未见收入,遂将之略作整理,以飨同好。因我此时正关注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而此文正涉及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这与周作人鼓吹的新村理想大有关系,因此如能证实此文确系知堂佚文,对…     

我眼中的布衣大学者张中行

今年2月24日,享年97岁高寿的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去。听说后我不由一阵难过。后又有消息传来说,老人家临终时的样子,像入睡般地安祥平静,心中才有了些许安慰。老人了无牵挂地走了,如他一生那样从容、平和,波澜不惊。张中老不仅是1936年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是胡适、周作人、刘半农、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论周作人对陶渊明现代性形象的凸显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和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传统的陶渊明观,其主流无不强调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而周作人首先要剥掉的就是这一层套子。周作人接受陶渊明时揭掉的第二层套子是"道学家方巾气"——一种假面的客套甚至虚伪,还原陶渊明本真自然的人的面貌。套子除掉之后,周作人所欣赏的陶渊明的现代性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出于自然的人情之常和清明的理性智慧,主要表现在父子情、男女情和生死情三个方面。周作人如此接受陶渊明的原因主要在于性情喜好的相似、非主流的叛逆性格的影响和新伦理道德建设的需要。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周作人明末清初思想论略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明末清初的反对甚至痛恨讲体面话的人或文章、反奴、颂真率等思想为周作人所接受。中国古代笑话至明末蔚为大观，清朝建立，遂渐湮没。周作人看重王谑庵，重在其幽默的风度。他把幽默看作国民健全的标志，缺少幽默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周作人的乡曲之见和“苏杭文学”的提出，延伸为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汇合成他明末清初思想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