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学研究的三个新方向

"东亚儒学"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德川儒学"或"朝鲜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儒学"领域未来可以深入探索的新方向有三:第一,"东亚<论语>学与<孟子>学"研究,第二,"东亚遗民儒学"研究,第三,"东亚身心关系论"研究.只有将儒学研究放在东亚脉络之中,才能弘扬中华文化在21世纪奎球化时代的新意义.     

关于"浙学"的学派思想个性及地域特色

浙江多样和多元的文化、悠久的人文历史,以及丰富的人文个性,造成"浙学"地方学派的兴盛和学术思想内在的差异,在具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人文趣向的同时,又充分凸显自我的创造和追求.因此,一方面,"浙学"学派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形成与中原理学差异明显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浙学"自身也呈现出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每个学派都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地方思想倾向.千百年来,"浙学"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受着浙江人文土壤的培育和熏陶,经过不断的求索、传承和创新,不仅集中展现了浙江的人文精神,并持续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行为准则和生活样式;而且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奇葩,不但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弘扬、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对于历史和当代全球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儒学的民间化与世俗化——论泰州学派对"阳明学"的超越

泰州学派以儒学民间化的方式展现了其对"阳明学"的超越。以往的解释多将这一超越归结为泰州学派的贫民情结与启蒙情怀。其实将这一超越解释为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儒学世俗化更为恰当。儒学世俗化应是儒学求得现代发展的根本导向,分析泰州学派如何借推动儒学民间化以追求儒学世俗化:在理论上为消解"天理"的神圣性而张扬"人欲"的合法性,在行动纲领上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在传播方式上迎合百姓的信仰心理,可以为我们充分认识儒学世俗化对儒学现代化之意义提供有益的启迪。     

"东亚儒学"如何可能?

"东亚儒学"作为21世纪亚洲研究的新学术领域,绝对不是一种企图在东亚地区寻找欧洲思想的对应物的"反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更不是孤芳自赏地带有某种自恋狂(narcissism)倾向的、自我肯定的(self-assertive)的以东亚为范围的新"国学"."东亚儒学"是一个自成一格的(suigeneris)、自成体系的学术领域,它并不是中国、日本、朝鲜、台湾、越南各地儒学的机械式的组合或拼装,也不是东亚各地儒学的总合而已.相反地,当东亚各地儒者共同诵读孔孟原典,企望优入圣域的时候,东亚儒者已经超越各地之局限性而形成一种"儒学共同体"."东亚儒学"作为这种东亚"儒学共同体"心智劳动的成果,是一种有机性的思想系统.在这个有机的"东亚儒学"系统之中,并不存在着"中央-边陲"的预设,甚至也不存在着"方法-目的"的预设.相反地,"东亚儒学"撤除一切藩篱, 以"东亚"为整体,为"东亚"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正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进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资产!     

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

一、从阳明样说起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掸",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掸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     

"浙学"与"阳明学"论纲

浙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儒学批判

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对孔子儒学以"正名"为宗旨的"春秋大义"的异化,最终与"康党"的"新康有为主义"走向合流,标志着"政治儒学"已经走向"堕落"与"终结"。究其原因,在于蒋庆与"康党"不懂孔子的性命之道,舍"内圣"而求"外王",以儒学为干政的工具。故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应当回归孔子儒学的性命之道,对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以儒者的修身立世风化社会,真正将儒学复兴于儒者的现实生命与社会生活之中。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东亚阳明学何以必要?

东亚概念不仅有其经济政治意义,更有其人文意义。从东亚特殊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理念中,可以开发出它们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如果说阳明学在朝鲜曾遭遇退溪学的全力阻击,但终究使自己立足于非主流社会的话,那么在越南的遭遇则似乎更加无奈,就连立足的机会都未曾出现。惟独在日本,阳明学不仅成功地渗透进主流社会,而且还在其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阳明学在东亚诸国的不同遭遇,不仅充分凸显了阳明学的独特个性,而且证实了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受容和选择输出国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所谓"阳明学的东亚方法",在方法论上应是"寓一于多"而非"多而合一";在传播学上应是多元中心论而非一元中心论;在发展论上应是相向并行而非单向而行。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