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轴心突破

轴心期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概念。在轴心期,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和自身的价值,出现了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精神自觉。在轴心期的的中国,也出现了人的觉醒与精神活动,对人格化的天命鬼神的盲目崇拜逐渐被人的主体价值性所取代。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得到凸显,政治视角的重心从原始的鬼神天命落实到人的身上,人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中关注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政治视角的转变之下,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出现了一种轴心突破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轴心时期。     

孔子与老子音乐观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对音乐的认识各不相同.孔子的音乐理论自成体系,对后世影响巨大,是中国几千年传统音乐思想的基础;老子的音乐思想,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和精神领域来看,其意义是深远的.     

略论先秦巫史文化

谈起“巫”,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将它同装神弄鬼、愚昧无知联系在一起。然而,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巫术在其发生和发展的时期,曾经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一个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发展的过程。而巫术则正是人类试图直接控制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最初尝试,因此它是人的觉醒中自我信赖的最早最鲜明的表征,是人类早期与自然社会进行生存斗争的精神武器。以神权政治为统治基础的中国古代先     

民族觉醒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基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共识,停止了纷争,由分裂走向合作,并最终结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事业,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与广泛的参与性的特点,表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胡适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之称.他是明确把中国新文化运动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人,并参照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的成功经验用以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而在人的觉醒,文化的复兴与创造等方面体现了文艺复兴之精神.     

从情礼关系看竹林七贤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儒学的思想统治开始松动,出现了儒、道、玄、佛多元文化的格局,儒家以礼制情的情礼观受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冲击.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时期,竹林七贤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和生存状态等方面反思情与礼的关系,表现出了崇尚自然、尊重个性、追求精神超越和自由的生命意识.     

论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中"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是古代中国人处理精神界与自然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在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中,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和文化精神。传统造物设计的典型代表是器皿设计和家具设计,它们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是"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物化载体。     

浅谈唐宋茶文化的兴盛与人之心性修养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巅峰时期.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之精神层面:即茶文化能有效调节人之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茶文化能养人之心、抑人之情、怡人性情;茶文化还有效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际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茶文化的终极价值指向为和,茶文化是人间真善美和合之美的最高体现.     

艰难的历程——从中国女作家作品谈中国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发展

通过对中国女作家作品的简要回顾,把中国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与发展进程分为古代社会女性独立人格的潜意识觉醒,"五四"时期半自觉的奋争,文革时期苦涩的过渡和新时期作为人的本质的较全面回归四个阶段.     

中国古代的知识观念与传统知识体系的建构——基于古文献视角的考察

中国古代的知识观念为人们立业、修身、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发挥着实际的指导功能,同时它又与指导人的社会实践、揭示各种社会关系连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是在人类对事物的分类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学术分类与图书分类是支撑中国古代知识系统的一体两面,二者共同推进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知识阐释以天人合一为起点,以人们观念中的大"道"支配知识的外在表现方式,以追求人的身心和谐统一为目标。这些观念的形成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传统知识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即身而道在”教育的基本特征——一种具身性教育的永恒魅力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即身而道在":精神修养与身体成长融合为一,身体是精神修养的承载者和发源地,它孕育着精神、包含着精神、践行着精神。人对"道"的追寻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每一个体都是自身成道的主体,即"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身道合一"之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德性化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方法凸显受教育者的主体自觉性和内在超越性;知行合一是"身道合一"教育的必然推演;注重从血脉上感化人、从情感上教育人;忧国忧民之情怀和"以身殉道"之精神成为中国士人之品格与风骨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即身而道在"的具身性教育传统显现出超越时空的价值与魅力:这种教育是对灵肉二分、架空理性的二元思维的超越;是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过度强调肉体感官享受的对抗;为充满复杂性和风险性的当代社会提供了高水平思维,诸如培养受教育者具有一种长远、系统、全面思考能力的整体性思维,在这样的教育中充盈着辩证思维的智慧,所秉持的"中庸之道"正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和中国人处理事务的大智慧的体现。     

哲学、宗教与古代印度人类精神的觉醒

哲学与宗教是古代印度文化的主体 ,其丰富而重要的内容对印度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佛教特别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 ,力主“中道” ,推崇民主与平等精神 ,更是直接反映了古代印度早期人类精神的最初觉醒     

宋代功利主义思想研究

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及其与理学家的论战,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精采的篇章之一。以荆公新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在与理学的斗争中发展、深化了古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把我国古代功利主义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才具有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功利主义才被学术史家们目之为一个学术流派。因此,系统地总结和探讨功利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论少数人的权利

少数人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份子,理应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并不因任何多数的意志而改变,这是人的内在伦理价值所决定的.在实然层面上如何解决、取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理论上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理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提出了"利于最少受惠者"的理论,实践中也存在绝对民主与宪政民主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具体机制应该以罗尔斯的"利于最少受惠者"思想为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宏观政治体制之上,秉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老庄论梦与中国古代气功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在中国古代气功理论的开创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老庄诸人的梦论与道家气功理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既表现在其整个高级气功养生理论方面,同时也为进一步弄清古代气功起源问题展现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在人们知道自己已会做梦的同时,也产生了被称作占梦的巫术话动。相传在上古时期黄帝就著有《占梦经》,以后在殷虚卜辞中,在先秦的一些重要典籍中都有关于梦及占梦的记载.然而,唯有道家能熔梦论与养生保真之术为一炉,使气功不仅具有丰富的养生内容,并且能     

论中西诗学中自然美观念的差异性

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产生都源于人的觉醒,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方在对待自然审美上出现众多差异,"比德说"和"移情说"就是代表之一。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呈现出西方重外省、中国重内省,西方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分离较多、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合一较多的特点。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在天人关系、历史本质、历史动力、历史发展形式、历史发展进程、人的历史地位和君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思想范畴和命题,蕴涵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和鲜明的人文精神。先秦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建立时期,两汉到隋唐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展开和深化时期,从两宋到明清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新发展和总结时期,并呈现某些转型的动向。从天人关系的范畴或视域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心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凸显道德理性的历史认知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主流和精神所在。     

论《诗经》的理性精神特征

《诗经》代表着我国早期的文化形态中的理性精神。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表现特征加以阐述,即：一重人事而轻神事,对现实政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二追求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境界,显现出人的觉醒与对民主的启蒙;三重礼乐文化,表现出人类自觉的对“善”的追求精神;四把道德要求与现实功利目的统一起来,形成情与理的自然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