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导致居民消费率呈现U型变动的规律,并基于对我国的经验观察以及运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源式路径,技术引进获得的属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且为吸收引进技术而进行的研发所带来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往往偏向资本,这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当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路径,技术进步类型从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这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止降转升。因此,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及协调各方力量联合研发,加快自主创新进程。     

我国消费率长期波动、持续下降成因分析

近10多年来,政府依据"消费率偏低"观点及其相应的建议推出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政策的无效性表明我国消费率问题的实质很可能不是"高低"的问题。我国消费率处于低位并不断创造历史新低是其长期波动、持续下降的结果,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值得研究和关注。对我国消费率整体结构、人均结构、效应结构及影响因子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其波动、持续下降的不同层次的动因。据此,可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企业技术升级、提高就业稳定性和鼓励创新等政策措施来抑制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下滑;通过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体制改革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措施来抑制居民人均消费倾向下滑。     

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居民消费不能忽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通过构建“生产—分配—消费”为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199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居民消费率0.071 0个百分点的提升;国有经济通过劳动收入份额这一中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0.108 2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141 9个百分点。     

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51个国家1960—2017年的跨国数据构建了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只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发达国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达国家促进居民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不显著。另外,消费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国家的系统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     

论我国投资率、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率和消费率按照其本身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协调变动,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如果不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率、消费率的内在的一般演变规律,人为提升投资率、抑制消费率,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波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投资率的提升空间有限,依靠扩大投资总量、提高投资率的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刺激最终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对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现。     

流通创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

利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流通创新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运用2SLS和GMM方法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并选择不同的解释变量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运用2SLS和GMM方法处理模型内生性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支持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1978年以来北京市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呈逐年增长走势,但同期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却呈不断扩大的走势。在按收入水平进行五等分组的同一收入阶层中,北京市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之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并且收入阶层越高,两者之间的人均年收入之绝对差距扩大得越大;同时北京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越低的,其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距也越大。     

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吗?——基于居住支出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不高,并在近十年逐渐走低至35%左右。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被低估了。居民消费被低估表现在投资高估和居民收入低估,消费低估更多表现在对服务业的统计不健全、对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定价过低、企业付费及单位福利对个人社会化消费的替代及住户调查技术性消费低估等。我们采用使用成本法对中国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消费支出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2004-2011年间,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年均达3.6万亿,居住消费支出年均低估约3万亿。调整后的居住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14%,高于统计年鉴中的6%,仅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重新调整就使居民消费率提高了5%-6%,并使总消费率提高了4%-4.5%。消费被低估意味着当前颇为流行的"消费过低论"需要认真重新评估,也意味着当前的经济结构没有想象中的坏,提升消费率的空间也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高。     

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与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系统GMM的检验

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但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东中西部地区比较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由大到小为西部、中部、东部;预期寿命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东部、西部、中部。     

基于消费率浅析中国消费问题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中国过度储蓄、消费不足的抨击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将拉动内需、提高消费作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消费率,中国消费问题在于居民消费的长期下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拉动内需,提高消费,需要转变观念,还需要完善我国的保障机制。     

家庭生活用能调查方案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家庭用能与生产部门用能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很多国家开展了家庭用能抽样调查。从调查机构、调查频率、调查对象、调查内容、抽样方法、数据采集、质量控制、数据发布和开放使用等方面对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家庭用能调查方案作出比较和总结。大型的家庭用能调查多由政府主导,且通常是居民生活或住房调查的组成部分,家庭能源专项调查较少。调查内容不仅包括不同能源品种的使用量信息,还区分最终用途。调查手段以入户调查为主,网上调查、邮寄调查和电话调查为辅。现代信息技术为提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现有调查中大多数没实现追踪调查。与非官方调查相比,广泛调查数据具有样本大、覆盖面广、抽样科学、可共享等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调查意识、内容和数据使用方面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居民能源调查还不完善,建议在现有的住户调查基础上逐步推进能源调查。     

中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对政府消费做出界定后,引入滞后一期消费及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作为变量,使用差分方程、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经济解释,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依据和借鉴。     

深圳市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

对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研究是消费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就深圳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状况、特点和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并用双对数线性支出模型估计各类消费项目需求的收入弹性,和排除价格比值波动因素后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为进一步分析深圳居民家庭消费规律提供统计依据。     

互联网驱动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新常态下,互联网将成为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引擎。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对居民消费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交通物流业发展能够提高互联网对居民消费的溢出效应;同时还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伪城镇化”现象,因此,“十三五”应该加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用卢茨的ELES模型,对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166,其中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1592;收入弹性方面,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杂项商品、交通通讯均大于1,其他小于1;各项商品及服务的自价格弹性比较大,而互价格弹性比较小。     

基于社会折现率视角的消费与投资利率变动分析

在梳理社会折现率相关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全国及各地区的社会折现率进行了测度。测算结果表明,就全国的社会折现率而言,主要有以下5个特点:社会边际时间偏好率虽具有波动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中消费因素的作用在提升;资本的边际社会机会成本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起作用;2011年是消费与投资利率平均水平变化的"拐点"年份;各地区加权平均社会折现率稳定在6%~8%的估计区间;无论基于哪种测算方法,地区社会折现率都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特征。得到中国消费与投资利率变动的6个基本特征,进一步提出根据区域异质性有针对性地选定社会折现率、制定消费与投资的引导政策,实现创新驱动以解决投资冗余问题,挖掘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培养新兴产业以提高投资收益率,实现区域间消费与投资的优势互补等政策建议。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综述

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然而由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对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理论和经验研究一直都存在争议,迄今为止尚无统一定论。本文对现有相关文献从多个视角进行综述与评析。     

养老保险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入养老保险制度后居民储蓄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公共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通过使用2001-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最主要的因素是家庭储蓄行为的惯性力量,而与之相比,养老保险及人口结构因素在影响家庭储蓄率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面对我国当前资本积累过度的现实情况,主张通过建立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来减少储蓄规模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