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稿约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文章依据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     

进城务工农民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文章依据对农民工定居决策的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农民工将是加速城镇化的首要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将是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对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不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所以应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农民工留城定居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主要有五个方面在影响着农民工的留城定居行为。第一,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阻碍着农民工进入"体制内"。第二,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的差异,会带来留城与否的不同结果。第三,人力资本不同也会在留城定居决策上产生分化。第四,作为经济理性人,对城市收入和开支的衡量决定了是否留城定居。第五,城乡之间情感性博弈左右着农民工的去留。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在农民工留城定居方面可研究的几个方面。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意愿探析——基于辽宁5市县的调查

依据2012年辽宁省不同层级城市65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访谈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去向、原因及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打工城市”、“家乡中小城市(地、县两级城市)”、“农村老家”成为其主要的定居去向,“离家乡远近”、“安居、乐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男性、25岁以下者、已婚者、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者、在中小城市务工者、来自打工城市附近县城农村的打工者及来自东北3省外的务工者倾向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定居.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农民工居住环境与年老后定居方式选择——基于辽宁49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利用CGSS2010数据,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女性农民工政治资本形态对其城镇定居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关系"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影响存在类别差异,前置"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没有影响,而后致"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却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弱关系"政治资本来说,"前置弱关系"与"后致弱关系"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都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存在于小城镇、县城、县级市以及地级市,对省城以及直辖市却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一个OLG模型的考察

通过构建一个农民工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的OLG模型,理论分析了均衡条件下农民工收入及风险偏好因素对其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市的调查数据,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与家庭特征、收入与土地、务工状况与预期等因素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务工与务农收入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恩格尔系数和非收入性因素却大多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参保决策。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生活宽裕程度和支付能力,使之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养老保险;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确定性的预期和安全感,使之参与养老保险的水平得以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基于福建省402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退出条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揭示出影响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土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镇定居意愿、人均耕地面积、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城距离、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情况等,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承包权良性退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城市定居的生活质量效应分析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新型城镇化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并非人口规模与城镇规模的扩张,而是让定居在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更高。基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有序逻辑回归和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本研究系统评估了城市定居对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城市定居提高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自我价值实现”“获得尊重和认同”是农民工生活质量提升的机制。随着中国大量农民工不断沉淀在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让农民工生活质量更高,不仅能够得到农民工的响应和支持,而且能够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蕴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意思,因此对农民工去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依据2007年对武汉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因素的作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统计意义,而对城市的认同和对土地的态度等社会心理因素则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教育程度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但是两者关系不是线性的.配偶的居住地也会对农民工的留城意向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建设从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定居下来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以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研究了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房产以及医疗保险等多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在现居住城市拥有房产将显著提高居留意愿,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稳定的婚姻、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参与医疗保险等也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