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明代格调派诗学所遗留的矛盾与问题辨析

格调论为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明代格调派强调格调优先,从形式入手,采取了一种"倒学"的方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先天缺陷,致使明代格调论产生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诸如强调形式,忽视诗歌内容;"师匠宜高"与"捃拾宜博"的矛盾;才情的恣意张扬与拘囿规矩之间的冲突;"正"变"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标扬神完气畅、卓立遒劲的雄浑格调,却又拒斥格偏调弱、恬适淡远的神韵诗风;恪守"拟议"之典则而难以"轩翥出辙"成其"变化"。     

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文试论杜诗的"以我为诗",考察了"以我为诗"与杜诗的自传体风格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论元人"一代之文学"观的发明

唐宋时期文学史观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文体正变"的转变,元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从文体正变的古今时序把握中,推理出体性特质上的正变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代文学"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十发巨大,值得重视.     

格调论的思维模式

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其最基本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它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它视格调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艺术形式的变化来观察作品意味的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批评;它使得传统的审美批评落到实处,从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新视野。创作上,它主张从模拟体格声调入手,然后摆脱型模,出入变化,但最终以神似古人为归宿,导致明代诗歌未能像宋诗那样确立自身面貌。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传统诗学"正变"观念的历史向进与终结

"正变"源起于兵书的"奇正",汉代转向诗学,后经唐、宋、明等的丰富与发展,直到清代终结,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从汉儒的"风雅正变"开始,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正变思想都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正变"的萌芽、诗学转向及其流变的梳理,呈现正变思想的丰富内涵,认为清初诗论家叶燮创造性地模糊正变的边界,消解它们的对立,宣告传统正变观念的终结,为诗歌创作的自由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论柳永对杜甫的接受

清代谭献曾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这一说法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似乎有失偏颇;但如果仅从某些侧面来看,二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杜甫相比,柳永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柳永的诗词与杜诗一样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在歌咏太平景象、记录下层妇女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柳词和杜诗中的女性题材都反映了男女平等思想,但柳词中的这种思想更加深刻和全面;柳词在艺术技巧方面与杜诗有许多相通之处.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正变系乎诗"——试论叶燮对"诗体代变"的原创性阐释

传统诗学的正变观念,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都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诗体的正变。叶燮却能突破传统,以"主变"为策略,用历时性的眼光,在诗体延绵不断的发展链中,肯定正体与变体的循环及其相对性特征,打破正体的永恒性,消解了正与变的对立;同时,又以共时性的视角,大胆地质疑正变传统,颠覆了正体决定变体的关系,解构传统的"崇正"观念,表达了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由的精神,并且在清初"崇正"诗风的语境中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     

以杜诗学为诗学——钱谦益的杜诗批评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杜甫诗歌品评上。与众多评论不同 ,钱谦益认为 ,杜甫诗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杜诗忠君论的反拨 ,认为杜甫基本上以讥君、讽君为主 ,而不是忠君为主 ;其二是指出杜诗有三大审美特征 ,即铺陈排比、飞腾绮丽、危言直道与婉而多讽 ;其三是提出了对杜诗《秋兴》结构的独特认识     

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是稀见的杜诗学文献,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杜注论方面,反思"千家注杜"所存在的过度阐释与注释讹误,认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编年论方面,肯定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又认为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渊源论方面,切论杜诗"导源风雅"、"兼收博采",又详析杜甫诗论俱本《文赋》的诗学渊源。创作论方面,强调作诗以"学"始,以"悟"终,认为"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鉴赏论方面,视诗歌为"灵物"、"高物"、"深物",强调"惟癖则所研入深,所领略独"。这些理论真实再现了杜诗经典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凸显了清代学者杜诗批阅的实践感悟与理论思考。     

钱钟书的杜甫研究及杜诗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古代诗人中,他对杜甫评价最高.杜诗对钱钟书的人格、气质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钟书的杜甫研究主要包括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杜诗的境界、杜诗的创新精神、杜诗的影响等方面.杜诗对钱钟书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对杜诗的化用、对杜诗句式的模仿、对杜诗意象的借鉴、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等方面.     

论杜诗的句法艺术

杜甫诗歌的句法艺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句式错综而韵律和谐.杜诗突破了五言"2-2-1"和七言"2-2-2-1"意义节奏的局限,从而给表意抒情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些句式并未破坏诗歌的韵律之美.2.词语省略而蕴涵扩大.杜甫精于词语的省略技巧,他的诗作语略而意明,词省而意丰,使人深刻地感受到诗歌语言的鲜明特色.杜诗词语省略技法,主要有"以副代动"、"无谓语句"和"省略介词"三个方面.3.词序倒置而语言劲健.杜诗虽多数是按正常的词序组构句子,但词序倒置的现象也较为常见,目的是协调平仄、对仗稳妥以及获得劲健的美感,加强表达效果.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论格调

文学艺术作品的格调高低,主要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识见和他本人的情操。识见高超,情操高尚,作品的格调使高;识见低劣,情操卑下,作品的格调便低。知识和才能,例如艺术规律的理念认识,技艺的娴熟,表现方法的巧妙等等,有时能够若干地掩盖格调的卑下,一般是靠某种吸引力转移欣赏者对作品格调的审视,颇类于魔术家的用手法和器械诱导观众,使之在不知不觉中被打了马虎眼去。某些对自己的情操卑下略有自知之明的作家更其惯于用这种手法进行遮羞的补救。但这种补救的     

杜诗"点化"艺术论

杜诗中清新俊逸、千古流传的佳句,有许多是经过"点化"翻新而来的.杜甫借前人看似被用废、耗尽审美意义的枯槁词句,经过精心陶冶点化,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杜诗中运用的"点化"手法是丰富多彩的:或是对旧有名句作小小的语言、语序变动,或兼采众长、巧妙组合,或去粗取精,等等.对前人文句加以翻新、改造、引申、提升,就会使濒死之语起死回生,重新变得诗意盎然,甚至成为意蕴深邃、情思飞动的佳言妙语.无疑,多种"点化"手法的运用,是杜诗审美情感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