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卜德与中国文化

德克·卜德是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时期的著名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整体。其汉学研究著述多达一百余篇(部),从中可以见出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的整体变化,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看法。     

1949年以来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评述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而形成的"汉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图像"的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国人的自省认识至关重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即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传教士汉学著述、传教士汉学家为主题,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概述。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鲜会士汉学阶段。１６世纪以后来华耶殊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１９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张西平教授访谈录

张西平教授,1948年9月出生,河南温县人。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际汉学》杂志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欧洲汉学协会的研究课题

最近几年,欧洲汉学协会正在进行三项主要学术研究。一部分研究经费由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这三项研究的课题内容及其进行情况如下:一、(分析说明的道藏分类目录》: 对明代的《正统道藏》5,305卷及《万历续道藏180卷,按时间前后及其性质加以整理分析,进行系统安排,为道教经典中传记性、历史性的内容作索引,写出分类目录的说明提要,以供世界各国研究道藏的汉学家参考之用。这项学术研究于1979年开始,可望于1984年底前后完成。二、《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00年——1949年》     

与挪威汉学家何莫邪谈汉学

作者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在挪威见面,有较长时间讨论汉学,颇有所感,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国内外汉学研究者不同心态的观察与思考.     

为海外汉学发展作贡献——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

笔者作为国家高级访问学者 ,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期间 ,几乎每天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去。我的课题是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出于课题研究需要 ,与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接触较多。我的深刻印象是 ,沈津先生在这里所从事的善本古籍整理非常有意义 ,他正在为海外汉学发展作着一种独特的贡献。笔者始终认为 ,海外汉学发展由两股力量在推动 :一是海外当地培养起来的汉学家 ,他们起着主力军的作用 ;二是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他们对海外汉学发展的作用也相当大。沈津先生就属于后一系列的学者。作为对海外汉学史的全面研究 ,…     

欧洲中国学五十年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回顾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可辨识出清晰的三代。     

汉学是一门科学吗?

本文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质疑汉学是一门科学吗?作者首先指出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然后从术语体系、学科成长特性、学派发展、分支和交叉学科等方面,讨论了汉学的地位,指出汉学并不是一门成体系的学科.而汉学家们的出路在于利用语言所长,翻译中文典籍;建立起密切的、制度化的合作,与各门类科学家共同从事研究.作者主张转变方法,进行综合多学科的研究,促进系统化知识的增长,把对中国的研究提高到更高水平.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赫真信对《孔子家语》的译介,在中国儒学西传史与西方汉学史的双向轨迹中具有重要意义。赫真信译本是西方汉学史上相对完整的《孔子家语》英文翻译文本,它所使用的注释亦基本代表了当时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特点,侧面体现出他们从传教士向早期汉学家的身份过渡与变化。     

“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国际学术工作坊纪要

正2019年11月9～10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国际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大雅堂举行。会议共有来自中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伊朗等国的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在开幕式上介绍了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自2009年成立以来的工作旨趣和汉学基地今年启动的"中华文明传播史"项目,重点阐述了这个项目的学理依据。他指出,以往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多重视外来文明流入中国的     

欧美赋学研究概观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赋学的多是欧洲的学者,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他们早在19世纪中期便开始研究了,其研究多是从翻译着手。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楚辞》,一般认为这是屈原创作的诗歌。奥地利学者费之迈是最早将中国的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此后翻译中国辞赋的欧洲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珍》选译的诗文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到清代的作品,收录了许多辞赋。20世纪初年,有多位欧洲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辞赋的研究,其中较知名的有卫利、叶乃度、赞克等。在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辞赋的是卫德明和海陶玮教授,目前的领军人物是康达维教授。     

论花之安的教育观和宗教文化观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是鸦片战争后来华的著名汉学家。他撰写的大量汉学著述,体现了鲜明的教育观和宗教文化观。其汉学著述体现出精湛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风范,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8世纪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历史文化观

18世纪是俄国汉学诞生和俄国中国观演变的重要时期。俄国早期汉学家以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为基地,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汉满语言,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们对中国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深信不疑,对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充满敬意,对贤明帝王的统御之术和历代名臣的治国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早期俄国的中国知识建构和中国历史文化观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汉学家发挥了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