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孟戏民歌时调的美学书写方式与原生态特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戏曲传播学、史料对比及美学等理论探讨广昌孟戏中民歌时凋的遗存与特质,着重分析了明清戏曲中遗存的民歌时凋元素问题,重点对明万历以后流行的《驻云飞》、《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寄生草》等时调,以及清与近代的小曲《夫妻观灯》等六支民歌时调的曲牌音乐体系进行了考辨分析,以冀解读明清地方戏曲民歌时调的遗存与特质。     

明以来文献中“时调”的同义语与相关语辨析

“时调”一语,自明代使用以来,主要指称民间时兴、时尚的里巷歌谣,但直至现在,此语的应用并未在文人学者之间达成共识。检诸明清以来的文献,以及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时调”的同义语与相关语不在少数,如谓“时尚小令”、“小曲”、“时令小曲”、“小唱”、“时调小曲”、“时曲”、“俗曲”、“民歌”等等,缺乏统一性,而且一些作者往往会同时使用多种名称。     

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成为研究个案

中国民歌如按流行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乡土民歌(乡村)与时调小曲(城镇)两大类,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渊源关系。但如要从乡土民歌中划分出时调小曲,做出畛域分明的区分界定,又颇为困难。从明清之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歌》(乡土民歌)演变为《凤阳花鼓曲》(时调小曲),最后形成《花鼓戏》(戏曲)的生成过程,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时调小曲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形。     

论李殷相现代时调与佛教思想的交融

佛教不仅是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佛教思想可以丰富文学作品内涵,促使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韩国诗人李殷相文学作品中也充满着这种思考,并且成为了当时韩国国民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韩国现代时调创作领域中,其代表人物李殷相是妇孺皆知的现代诗人,他的诗魂仿佛游走于韩国的山海之间,因此研究李殷相的现代时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韩国现代时调的特点.     

对我国原生态民歌生存发展的思考

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弘扬民族艺术的源泉。完整地继承和科学地发展原生态民歌,才能从文化背景、审美情趣中探索中国各民族歌曲风格之成因,否则就会陷入抛弃中国文化精髓、缺乏民族特色而只谈唱法的误区。本文就新形势下弘扬原生态民歌及对原生态民歌生存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性的建议。     

从清代雅化西调看散曲与歌谣时调的互动交融

清代西调本来是一种颇受普通市井百姓喜爱的民间歌谣时调,在受到一些下层文人的关注后,原本具有浓厚俚俗气息的西调中分化出一类雅化的西调作品,清代现存可见的西调即以此类作品居多。雅化的西调实质上是民间西调的曲调与文人散曲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存在体现了文人散曲与民间歌谣时调的互动交融。雅化西调的产生与清代散曲整体上的案头化、歌唱性的逐渐丧失及传播范围的大大缩小有很大关系。     

五河民歌的传承机制研究

民歌作为劳动人民最直接、最本真的情感表达和文化传承方式之一,其内在的传承机制是它能穿越历史传承至今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当下仍然存活在五河区域的五河民歌的实地考察,及对具有代表性的五河民歌的本体分析,试图找到五河民歌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内在轨迹。     

梅山教与梅山民歌--梅山民歌系列研究之三

梅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梅山教是广泛流传于梅山地区的一种古老的宗教 ,亦即巫教。梅山教对梅山民歌的影响是巨大的 ,主要表现在形式、内容与对其他民歌的渗透等三个方面 ,这使梅山民歌呈现出浓厚的巫文化特征 ,也使以梅山民歌为主要内容的梅山文化成为南楚巫文化的重要分支     

民族声乐对原生民歌的传承与挖掘

民族声乐与原生民歌一脉相承,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伴随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程,不断地发展并与外来音乐文化不断接轨,随着人们艺术水准地不断提高,为了适应大众的审美要求,二者都在不断地寻求突破性的发展。一直以来,原生民歌都被认为是民族声乐发展的根,然而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原生民歌逐渐濒临消亡。本文试图通过民族声乐对原生民歌的传承与挖掘来寻求民族声乐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以期在对原生民歌传承保护的同时发展民族声乐艺术。     

论原生态民歌研究视阈中价值取向的结构缺陷

在整个原生态民歌研究视阈中,缺少必要的公共理性支撑,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其中,对原生态民歌兴起的缘由、原生态民歌本质的界定、原生态民歌审美评价等三个带有基础意义问题的关注明显不够,使原生态民歌研究一开始就出现了视觉盲区和偏差.这种状况可能使原生态民歌研究走入歧途,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对价值取向进行结构性的优化和调整应是当前原生态民歌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侗族民间音乐论要

侗族素有“音乐的民族”之称。其民间音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南、北两大方言区的音乐形态各具特色。通过对侗族民间歌曲、民间器乐及戏曲音乐的基本形态、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的系统论述 ,给出了其民间音乐文化构成要素的轮廓概貌。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

周建忠辑录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论风诗品类及其文化原创价值

以文化人类学观之,所谓十五国风可分析为农事、情爱、婚姻、民俗、故园、社会等六类,其中前四类内部相关性较强,主要反映勤农、主情、重婚、尚礼等民间或初级社会生活价值,后两类内部相关性亦较强,主要反映恋土、爱国、尊贤、崇德等官方或次级社会生活价值,但两者间亦具交互影响。风诗人文价值结构的有机性与恒常性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与稳定性。     

《楚辞》疑难新考

在《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的过程中,笔者运用训诂、移情推理、考据、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文本外证以及诗人与文本的互证等方法有对楚辞若干疑难问题进行考辩,以辩明是非,寻求新的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