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子低沉,心境阴暗

<正> 叶文福的《我是飞蛾》是一首思想极不健康,问题比较严重的作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作家,往往是用虚伪的感情从事创作的。叶文福正是这样的诗人,《我是飞蛾》里飞蛾这个形象就是个虚伪的形象。诗人用飞蛾在寻找光的过程中,“终于在一片苍白的废墟和贫穷上看见了光,看见了火”,并要“用我全部的生命,试试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极力赞颂飞蛾具有勇于实践、百折不挠的     

《我是飞蛾》的典型塑造有严重错误

<正> 分析一部作品的优劣,必须从作品本身塑造的文学形象出发,体会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给人的思想熏陶和艺术感染力,成功的文学形象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是对生活内在本质意义的深刻揭示。从《我是飞蛾》描绘的环境上看,诗人用“凛冽扑面的天风哟,匕首也似的茫茫大雪哟,沉沉的黑夜”烘托出一个冷酷如铁,黑暗如漆的寒夜气氛,接着又写了“囤积千     

情真诗方真

贺敬之的诗在“文化大革命”前蜚声文坛,他的《雷锋之歌》可以说尽人皆知。近几年,很少有人谈论他的诗了,偶有谈及者,甚至提出他的诗是不是同“假、大、空”有关的疑问。推而广之,象贺敬之的诗还能不能给予一定的地位?我想,既然“朦胧诗”都“可以允许其存在”;那么,贺敬之的诗及这一类的诗,也应当“允许其存在”吧！ 一 我们读贺敬之的诗,首先感到诗中的“我”,即是诗人自己,又不是诗人自己,这个“我”反衬着我们党战斗的步伐的脚印,回响着战士激昂的心声。     

探索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部——潘万提诗歌艺术论

对于诗,我极力想寻找传统的和外来的艺术的结合部——但我已经体会到,这是痛苦而又艰难的探求! 潘万提《多情的土地·后记》 在诗歌园地里,潘万提不是一个盲目的耕耘者。他在“诗歌园艺”上确立了明确的探索意识,这就是他所说的“寻找传统的和外来的艺术的结合部”。     

触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老华彩

我只觉得浑身发热,我联想了种种诸如蚕蛹蜕皮后成为美丽的飞蛾的情景,或者是毛毛虫化蝶的斑斓梦境。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论艾青抗战前期的诗歌

1937年7月7月,中国的土地上燃起了神圣的抗日火焰,全国人民怀着敌忾同仇的决心投入对敌斗争的洪流,而站在斗争前列的作家中,诗人们尤为活跃,但就其影响之大来说,当首推艾青。绿原将这一时期的艾青誉为“那个时代的领唱歌手”,他说:“不论在延安还是在重庆、桂林,新诗同祖国、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人民需要诗,在寻找诗;诗需要人民,在表现人民。”“不能不令人想起当年的诗人艾青。那时,即使在最低沉的政治气压下,只要什么刊物上发表了他的新作,读者无不奔走相告:今天读到了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一口气念完了《火把》——我背得出《假如我是一只鸟》(即《我爱这土地》)——不,还是《向太阳》好……”绿原所说的上述诗篇,就是艾青抗战前期的一些代表作。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论闻一多诗风之“剧变”

闻一多1925年夏留美归国之前,给梁实秋信说:“来示谓我之诗风近有剧变,然而变之剧者,孰过于此”,并以诗示之。闻一多诗风的转变,不仅为梁实秋发现,也被闻一多承认。这转变,即是闻一多诗从早期“红烛”时代的“专求秀丽”,到“死水”时代的“渐趋雄浑、沈劲”,也就是从璀璨的韵致到凝重的风骨。 闻一多认为神韵是诗的四大原素之一。它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是从诗之语言中浸流出来的精神、韵致,是诗的灵魂。所以,闻一多认为:诗无神韵妄为诗。     

论周代"人"理念的逐步觉醒——《诗经》的人本意识

《诗经》是反映周代人本思想的重要著作,通过《诗经》梳理周民“人”理念逐步觉醒的脉络,可以认识到西周初期天命观开发了“人”理念;西周中期大祭祖先实质性地完成了人群历史主体的实现;西周晚期的宣王时代,诗突破了宗庙灵寝的墙壁,彻底走向了对现实、对生活的歌唱,开创人本主义精神时代;东、西周交替之际,诗中高涨着一种以抒发个人哀怨、表达对时政愤懑的情绪,是个体之“我”抒愤的时代。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让我们荡起起双桨》课堂实录与访谈

师：听这是一首什么歌?(教师演唱) 生：“让我们荡起双桨”。师：“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伴随几代人成长,我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这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更是琅琅上口,犹如一首诗。今天我们就     

生命之珠与空心圣徒--伍尔夫和迪拉德同名散文《飞蛾之死》生命阐释

《飞蛾之死》是英国女作家伏吉尼亚·伍尔夫和美国女作家安妮·迪拉德的同名散文。伍尔夫笔下的飞蛾是“一粒纯净的生命之珠”，闪烁着“奇妙而悲郁的色彩”；而安妮·迪拉德眼中的飞蛾更像是一名英勇殉道的“空心圣徒”，披一身“垂地的长袍”。两位作家皆以飞蛾自喻，在对生命本质的不懈探索中，阐释了对生命的不同思考。     

低沉的诅咒——诗歌《我是飞蛾》浅析

<正> 在近年的诗坛上,叶文福同志是一位较有影响的青年作者。他曾经写出过一些使人惊醒、使人感奋的好诗。然而,他也写了一些思想不够健康,缺乏艺术特色,甚或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其中,他于今年五月所写的一首名叫《我是飞蛾》的诗歌,便是这后一类作品的典型代表。(载《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单是诗的命题,就不很一般,大有晦涩腺胧之嫌。不妨先来作一简单的“题解”。本来,在文艺作品中,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作者使用一些修辞手法,倒也是无可指责的。例如,把物比作人的叫“拟人”,把人比作物的叫“拟物”,二者又统称之谓     

黄庭坚诗歌审美论略说

近几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美学史以及美学资料、诗话选编一类的书出版了不少.它们对于黄庭坚的诗歌审美理论,或者无所顾及,或者顾及而没有抓到痒处,或者更从反面立论,说“黄庭坚忽略了诗的审美特质”,他的诗论干扰了“探索诗的内在审美特质”这一“宋代诗歌理论的主流”,是“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逆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论柏广新的诗集《我的森林》

柏广新的诗集《我的森林》在创作上的个性特征表现为:用审美之眼观物,用审美之心体物;内心情感诉求的道德承诺趋向;哲学意蕴上的栖居“大地”与游牧“森林”的价值追求。其诗的情感诉求与哲学意蕴,在工具技术理性时代的背景下,将为我们带来些许的心灵抚慰。     

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的思考

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过去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在后真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这条路径应该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切入,将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过程,新闻求真应该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释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

<正> 对于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的问题,或者说怎样去概括我们时代的问题,看法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统一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成熟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生成的时代”等。我认为用“社会主义时代”来概括我们的时代,更为简单、明了、准确,能更好地揭示我们时代的本质。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应该是时代的根本矛盾或基本矛盾。基本矛盾是决定事物性质、与事物过程同始终的矛盾。一旦这个矛盾解决了,不存在了,这个事物的过程就会终止,事物就会变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