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布的重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基于非参数回归、OLS估计以及Tobit估计的方法研究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股权性质（控股资本类型）、企业年龄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带来显著性影响。文章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大约保持在50%～80%左右更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间应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以形成研发投资的规模效应。     

股权结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10年底前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这些公司2010年至2012年研发投资数据,考察实际控制人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资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呈现出先下降再缓慢上升的"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研发投资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由于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追求短期回报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另一方面,发挥机构投资者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治关联、控股股东与公司价值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5年3 270个观测值为样本,从公司政治关联视角出发,并考虑股权的内生性问题,对控股股东特征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价值显著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U型关系。这表明,基于控股股东性质所形成的公司政治关联是导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价值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通过控制权私利成本影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抑或利益协同行为。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研究

基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视角,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薪酬的制约,即高管薪酬负向调节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拓宽了股东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等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以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为切入点,改善公司治理,制定与实施企业创新相关的政策。     

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例

用多变量分析检验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会得出如下结论: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指标托宾q之间存在曲线关系,支持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2.托宾q值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代表机构投资者的基金比例表示显著正关联,非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水平正相关,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集中度在45%左右,非控股股东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大股东的作用,大股东有绝对权利控制公司。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

企业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可以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升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改善。进一步对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在分析师跟踪更少、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低、小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通过“监督效应”促进企业生产率。监管部门应充分意识到股权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上市公司也应更加注重完善治理水平,不断优化股权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     

"创造"还是"破坏":企业创新的就业效应 ——基于高管海归背景的门槛模型检验

基于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以2013—2017年沪深2091家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企业高管团队中不同海归(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比例区间下企业创新的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与本土企业相比,海归企业(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人具有海归背景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偏好;就样本总体而言,当企业海归高管比例不同时,企业创新的就业效应分别表现为促进、抑制、再促进作用;分产权性质的样本来看,随着海归高管比例的提高,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较鲜明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此外,对海归高管类化程度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偏好,进而作用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传导渠道进行了机理分析.本研究旨在为中国技术创新、国际人才战略、企业选人用人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企业现金股利是公司金融中较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是财务学者研究的重点话题。文章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多个大股东的现实以及公司派发现金股利低且不连续的实际,在系统分析企业生长周期、企业所处行业、投资者需求以及控股股东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决策影响的基础上,将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通过影响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而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派发。基于公司是否存在多个大股东以及多个大股东之间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视角,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0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误差,以及现金股利与多个大股东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通过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及DID等方法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仍然成立。进一步考虑公司所处法律环境、公司的控股现实以及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和高管持股水平等异质性因素,结果发现,当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为市场化进程快或法律环境好时,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多个大股东会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在相对控股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民营控股企业以及高管持股水平高的企业中,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能促进企业分配现金股利。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股东影响企业决策机制的研究,并且为企业如何从股权结构角度改善企业与投资者关系提供了启发。     

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单一控股股东特征的股权结构,分析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中国公司的治理有重要的作用.在高管与控股股东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文章引入了声誉激励机制的动态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对高管实施激励过程中,高管是否努力工作的策略选择和控股股东是否选择监督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揭示了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演化进程,并对影响该动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演化博弈不存在最优的稳定策略,但存在三个局部稳定策略.文章最后提出通过结合股权和股票期权等显性激励,加大对有偷懒行为的高管处罚力度,通过聘用高声誉的高管发挥声誉的隐性激励作用等方法使演化博弈的策略向公司委托代理机制所期望达到的最优目标收敛.     

公司收购中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将反收购的决定权赋予了股东大会。但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控股股东完全可以操纵股东大会,损害中小股东及收购方的利益。为了防止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收购中滥用权利,维护私利,治本之计在于国有股的减持和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当务之急是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增加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和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规定。     

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基于双重代理理论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双重代理理论,以2007年中小企业板披露研发数据的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动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大股东持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即第二大股东持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高管-股东代理削弱了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新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该文选取新疆2007—2012年数据完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新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新疆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因而在疆内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即股权集中度与疆内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前两大股东均持国有股份时较为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通过改善疆内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国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企业中发展非国有股东、积极发挥公司内股东之间的制衡作用,来减少过度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新疆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和新疆经济的腾飞。     

论封闭公司中股东的受信义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对公司的受信义务为现代公司法理论和各国实践所通认,但在现
代公司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背景下,股东对公司只承担有限的受信义务。在封闭公
司中,少数股股东的投资、运作大多以信任为前提,多数股股东在对公司财产及少数股股东利益造成不当侵害时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不过多数股股东的这种受信义务应有合理的限制;同时,少数股股东在其能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时也对公司负有一定的受信义务。在对股东的受信义务进行法律规制时,过于苛刻和过于宽松都不利于公司的经营
运作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法律规制要做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辽宁上市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2011年辽宁上市公司60家样本数据,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主要结论为：企业高管持股与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显著性也不明显;国有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关系;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要弱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机构持股与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机构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投资越踊跃;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这种积极效应的显著性并不明显.据此,提出了改善辽宁公司治理、推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产权配置、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化解

以2007—2015年陷入财务困境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探讨了产权配置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财务困境风险化解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显著提高企业摆脱财务困境的概率;进一步地,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能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化解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积极作用.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随着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内部控制化解财务困境风险的可能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即当股权集中度较低时,因为"搭便车"现象和"掏空行为"的存在,即使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断提高,公司利用内部控制化解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可能性却是不断下降的;但是随着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继续大幅度上升时,控股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统一,此时良好的内部控制会促进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化解,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作用并不会因为产权性质不同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