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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9-146
延清诗风的嬗变与其人生境遇和心态变化息息相关。早年,延清身居闲曹,无法实现事功愿望,徘徊在仕与隐两端。出于仕隐矛盾心态,延清一面利用诗歌营造"朝隐"境界,诗风从容和雅;一面又为仕途受挫感到苦闷,诗歌呈现出外似豁达而实则幽怨的风貌。庚子事变期间,延清困处北京,目击乱离,心态一变而为忧国忧民,诗风也悲愤激烈。光绪三十年,延清虽升授翰林院侍读,但仍难以实现济世抱负,心态随之变得低沉,诗风沉着悲慨。光绪三十四年,延清出使外蒙古。此行令延清心态趋于乐观向上,诗风主要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沉雄;二是奇丽。清廷覆灭,延清成为遗老,内心充满亡国之痛,其诗感慨时事、吊古兴怀,弥散着浓重的亡国气息,诗风悲凉凄婉。 相似文献
2.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22-31
历史研究常聚焦国家大事而忽略人生常态。运用"阅读史"的方法,可以描绘出甲午前夕以孙宝瑄、皮锡瑞、刘大鹏、张棡为代表的中国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不变状态",试以回答一个"否定式的提问":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没有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发生?通过对他们日记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读书人的社会世界,主要落于"前人世界",缺乏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建立于"共同世界"基础之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近代中国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思想转型,则与"共同世界"的扩张紧密相关。 相似文献
3.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朝两国共同勘界以后,中方拟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十字碑,这一计划由于朝鲜的反对,始终未能赴之实施。其后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开始传出十字碑毁于朝鲜人的说法。然而经考证,"毁碑说"是中方人员在对抗日本向"间岛"(今延边)地区扩张,特别是在强调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却并不是事实。 相似文献
4.
林子年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陈宝琛一生经历起伏迭宕,与所处时代之波谲云诡相应和、相缠绕,可议之事甚多。只是本人初接触陈氏行实,囿于学识。无力作比较深入的探讨,仅就手边资料与管见所及的一点感想,草成这篇短文,向出席这次“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请教,以俾将来能写出确有心得的文章。 《中国近代史词典》“陈宝琛”条之行实年序补正 在中国近代政治变革风潮中,陈宝琛“以阁部立朝,疏草一出,传抄几罄万纸,”①政声甚著。但长期以来却为国内史界所轻忽。检读一九八九年增订版《辞海》,仍未为立目。 相似文献
5.
朱熹生七十一年,五十年间历事四朝,有着坎坷曲折的入仕经历.又因其思想构成复杂,儒、佛、老皆有所影响,且受其"公体正用,体用如一"公正思想的影响,朱熹仕隐心态也较时人有所不同:在"达"与"穷"之变中追求"公"与"正"的实现,既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独善其身的修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坚持"公心""正理"的原则,而儒者情怀与佛老思想的出入亦深深影响其仕隐观念;在"进"与"退"的经历中,逐渐构建起其进尽人臣之责、退求一心之安的仕隐心态. 相似文献
6.
孟庆茹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3):11-14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隐逸问题的深刻思考.孔子的基本仕隐观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救世精神及仁政理想又使孔子突破其仕隐观的束缚,积极求仕.最后,孔子在理想成空的情况下怀道归隐.使孔子实现从仕到隐这一人生转折的是中庸思想,仕隐情结伴随孔子的一生. 相似文献
7.
陈同方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2(6):78-79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相似文献
8.
萧东海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5)
杨万里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守道为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在为学、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入仕以后,和王庭珪一直勤相往来,而且"晚复托昏(婚)",将自己二女许嫁王庭珪两曾孙,两家结为姻亲.在王庭珪去世后三十年来,杨万里一直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于心. 相似文献
9.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35(1)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张如安教授点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计六册, 3345千字.
同治七年(1868),鄞县知县戴枚礼聘徐时栋、张恕、陈劢三人总修,另聘陈继聪、袁杰、周宗坊、刘凤章四人为协修,于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完成《鄞县志》初稿,戴枚、张恕于光绪二年(1876)为之作序.在排版刻印的两年时间,该志仍有所增订,正文中多有"光绪"年号.《鄞县志》今传刻本牌记为"光绪三年丁丑冬十二月初竣",实际正式刊刻在光绪四年八月以后,由杨坊之子出资印行,故又称光绪《鄞县志》.同治《鄞县志》堪称历史上鄞县志书中资料最为详尽、考证最为严谨的一部鄞县志,是这一时期方志界崇尚征信的产物,亦是这类编纂的典范之作.该志精于考订,以考核严密著称,纠正了旧志的大量错误,甚至纠正史学大家钱大昕、全祖望的失误亦不在少数.诚如其凡例云:"钱《志》所收碑记之类,以诸家遗集、宋元明旧志及石刻拓本校之,多有舛误,今俱改正."同治《鄞县志》堪称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并成为民国《鄞县通志》的直接蓝本.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