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存在很大争议,特别是针对证据效力能否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更是存在严重分歧。从法理学意义分析,公序良俗原则有其适用的价值;从立法分析,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有其立法根据。但是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对我国法官的素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应当从制度上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进行规范。     

论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规则——一起“婚外情”赠与案引发的思考

公序良俗原则具体内容的概括性使其在司法适用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起到了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但其在授予法官极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易导致原则被滥用,以致出现“相同情况,不同处理”的不公正结果。应当通过创设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规则以规范该原则的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规则应当包括消极适用规则、区分规则和限制诉请主体范围规则。     

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原则.但我国现行法尚未正式使用公序良俗概念.本文借鉴法、德、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序良俗的立法经验及判例学说,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性质和作用,并论述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发展轨迹:从政治的公序到经济的公序;公序良俗成为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法律手段;公序良俗违反的效果从绝对无效到相对无效;公序良俗关于调整当事人利害关系的机能增大.本文还论述了公序良俗违反行为的10种类型.作者建议立法机关在制定民法典时,明确以公序良俗原则代替“社会公共利益”一语,这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法制有重大意义.     

谦抑之智:论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谦抑性特征、环境道德和民法“理性人”基本假设的不契合、社会公众对环境道德成为一项“公共秩序”的认同度仍不够、可能造成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及其道德义务之债的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环境道德不适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立法对先进理念的吸纳,不可太过超前,而应该注意循序渐进。     

简论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的本质是伦理化规则的延伸 ,它是民法的一大基本原则。但由于各种原因 ,公序良俗一直未能在我国民法中获得应有的理解和承认 ,制约了我国民法的发展。充分认识公序良俗的本质、法律功能及它在民法中的确立问题 ,有利于民法原则的体系性整合 ,有利于民法适应的地方化 ,有利于民法与国际私法统一 ,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公序良俗的比较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自生自发的秩序,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因此各国法律均注重公序良俗与成文法的兼容。我国民法作为法律移植的成果,在公序良俗方面既割断了与中华法系的传承,也未顾及两大法系设立公序良俗制度的价值意义。回溯两大法系公序良俗制度并进行重新评价非常必要。     

浅析公序良俗原则在我国民事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公序良俗原则是极具弹性的民法基本原则,具有弥补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近些年来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该原则处理的案件较多,但对于该原则的立法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结合若干个案,探讨了在立法上应如何划定法官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可支配的空间,以减少公序良俗原则在我国民事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论民法诸项基本原则及其关系①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表达了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在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上,承认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其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它构成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原则,是民法基本理念的体现.民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确认并保证民事主体自由的实现.公平原则,意在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在交易领域内公平原则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有益补充.诚实信用原则,将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以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和谐.公序良俗原则,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项内容,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挥双重调整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必要限制,力图谋求不同民事主体之间自由的和谐共存.     

论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具有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和一般道德观念的重要功能。各国司法实践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研究和运用不尽相同，体现了各自的民族特点，但对我国有关公序良俗原则的研究和运用，仍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明确确立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弥补强制性、禁止性法规的不足，克服法律的功能局限，限制私法自治，同时也有功于民法的本土化。     

关于公序良俗的法理分析

公序良俗是从观念发展到判例,从最初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而后被逐渐提升为判定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依据,最终成为现代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加强对公序良俗原则的价值论基础与判断标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科学理解公序良俗的精神实质,并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     

源自历史反例的思索：民法“帝王条款”学说评价

考察成吉思汗与朱元璋以诚实信用为主线的社会治理实践,不难发现,拨乱反正的治理效果与人民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悲惨命运是并存的.这类史实反映诚实信用缺乏制暴品格.事实上,诚实信用仅具有"守信不欺"的内涵规定性.否认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妥的.但是,对历史反思表明,"帝王条款"学说将诚实信用原则推崇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的结论却是不无疑义的.因此,学界应重新审视相关问题,而不应人云亦云.     

论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兼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完善

法定代理人的侵权责任,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相比,有着许多更为独特之处。例如,该种特殊侵权责任的性质、它所适用的归责原则等等。但这种民法理论上的独特性,并没有能够反映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相反,《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不仅有悖于上述的民法理论,而且立法技术粗糙不堪,给司法适用带来极大的困难。追溯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参照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例,对法定代理人侵权责任作深入的探讨,可以发现,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无论在实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形式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需加以完善。     

关于我国悬赏通缉的性质和规范的思考

悬赏通缉在侦破重特大案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悬赏通缉兼具侦查措施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双重性质,其中侦查行为属于公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因此,针对悬赏通缉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应当从公法角度和私法角度共同对其进行规范。     

“孔子难题”的法学意蕴

"父子相隐,直在其中"的"直"不是"正直"、"公正"而是通"值","等值"、"对等"、"值得"之意。"直在其中"不是否定法治,而是从最基本的人性和社会关系出发,指出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回避和作证豁免权。"父子相隐,直在其中"也就揭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冲突的法学领域的"孔子难题"。孔子既不是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法律至上主义者,这正是孔子作为思想巨人超越历史上的一般思想家之处。在当代,我们需要超越以往"儒法对立"理解的局限,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智慧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找到对人类社会治理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宝藏。     

论习惯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及特点

由于我国社会的历史和地理特点,在人们的民事生活领域形成了众多的习惯,并且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缘自制定法过于原则的弱点决定着习惯是制定法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从而成为民法典的渊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习惯都可以成为法的渊源,只有具备了社会的自觉接受性、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以及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等特点的习惯才能成为民法典的渊源。     

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为了正确理解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内涵。准确把握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合理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分析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合同法中的适用作一探讨，以期有益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合同关系中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使诚实信用原则能更加有效的平衡社会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益。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依法行政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本文着重论述了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把依法行政落实在代表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上;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必须切实提高公务人员的全面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和社会心理素质等。     

《民法通则》第7条的理解与适用规则探讨

《民法通则》第七条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被理解为公序良俗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具体适用中,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当逐渐形成案例类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案例指导制度,以促进法律适用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