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相伴随。在人口老龄化前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四十多年,得益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从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可能实现富裕与老龄化的同步,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升级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升级,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等方式又能填补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增长缺口。因此,"人口红利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步螺旋式升级,两者相互促进,成为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增长动力。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自2010年10月我国政府公布从全面反危机的扩张政策退出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一系列新特点,被称为“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新变化,具体表现为新起点、新机遇、新条件、新挑战四个方面.但同时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滞涨”的可能性增大,较长时间内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针对这一特点,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宏观经济政策,并进一步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向组合中的政策力度.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须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方位部署改革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矛盾与出路

在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货币宽松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不仅没有有效流入实体经济,反倒推高了先行经济领域价格.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加剧,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而在调结构中,又面临着多重经济悖论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经贸规则正在深刻变迁;美国强力推行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使进入中国市场的部分外商投资撤离风险上升;日本实行的安倍经济学效果存疑,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的不稳定性,使欧盟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日欧经济颓势短期无法改变.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统筹国内经济政策,实行政策之间的联动,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建立人均收入、人均物质资本和总抚养比三者的计量模型,利用1987—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理论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长期,总抚养比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人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总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比物质资本投入大;在短期,抚养比变化并未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中国产出缺口的估算与新常态情景下的通胀预期

产出缺口是评估通胀压力的先行指标,也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进行估算并对新常态情景下的潜在产出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的产出缺口呈现古典的正负周期性波动;20世纪90年代起资本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持续上升,至2009年才有所回落;劳动力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低于资本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自2005年起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的外生冲击对产出缺口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生产资料价格和产品物价在当期上涨会降低未来产品的供给量和居民的需求量,从而收窄了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的外生冲击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出缺口的通胀效应在未来第1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步衰减;在经济新常态情景下中国未来几年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将下降至6%左右,产出缺口的收窄有利于缓和通胀压力.政府应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人口高质量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效应研究——基于新型人口红利视角

本文基于新型人口红利视角,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全国272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表明,人口流动有利于增强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地理距离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了虹吸效应;城市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更有利于从人口高质量发展中获益;人口流动在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则有相反作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异质性特征。     

西部民族地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说明该问题存在着地区间差异。在改进的区域人力资本综合测评体系基础上,利用1997年—2011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动力可能来自于固定资产投入和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的相对高效率;而较低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和较低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政府支出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基础教育、高层次人力资本贡献、素质、出口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

中国的人口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新常态同时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其中一个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问题是来自人口方面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老化、持续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人力短缺问题已经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新人口问题。如果说"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将日渐突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低生育率人口问题",低生育率趋势不仅将长期化,而且将内卷化,卷入"低生育—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提出全面鼓励二孩应该成为紧迫的国家选择。     

辽宁省人口转变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使用辽宁省相关数据,对人口转变引起的产出效应、消费效应和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宁省居民消费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引起辽宁省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家庭消费结构与中国养老模式改革——基于微观数据对人口红利的探讨

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细致研究。根据修正后的AIDS模型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加以量化分析,在利用CHALS数据对目前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相关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中国目前的养老模式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仍然对其有经济上的支助,财富在代际之间的转移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投资。如果不能建立更多的社会养老机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后,社会养老问题将成为我国抑制消费、阻挡投融资体系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     

Attitudes towards demographic trends and population policy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results of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surveys held in 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wo relationships: between knowledge about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trends, and between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fertility decline and acceptance of a government policy to influence current trends. The central hypothesis is that the mechanisms which underlie the evaluation of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 opinions on what is desirable for the future are very much alike in both countries.     

后股改时期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重大变革,由此产生的上市公司股东结构和股权属性变化以及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变化,都将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5—2007年所有正常交易公司的股利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分置改革后股利政策的特点和趋势。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规范现金股利分配数量、减少行政干预将有助于巩固股权分置改革成果,为股利政策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状况分析

从1994-2000年我国上市公司分配情况看,上市公司采用派现方式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采用送股及转增方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为配股而微量派现的情况比较突出.上市公司不分配或少分配、少派现多送股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一大特色.这种状况应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从而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股权关系探讨

对企业股利政策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从MM的股利无关论到KUM ARR的“噪音信号传递”理论,概括了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结合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分红的动因进行分析,根据我国证券市场股权的现状及国有股的减持实践,提出完善企业股利分配和股权结构的几点思路。     

新常态视域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困境及其化解

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社会性服务资源,在城乡分配过程中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逊于城市。由于农村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农村供给主体单一、片面依赖政府力量、农民文化间的层差性等问题,导致农村公共服务趋于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建构过程中还面临着财政、体制和实践等方面困境。为适应新常态发展,政府应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1)积极构建多元供给机制,保证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2)落实"公平发展"原则,强化城乡均等化服务体系;(3)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农民切身利益诉求。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进行剖析,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网络整体布局呈现不规则"六边形"结构,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地区线条密度逐渐稀疏,线条宽度逐渐缩窄,人口流动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同层级网络空间形态呈现出不同特征;人口流动首位联系分析显示,众多省份的人口流向箭头指向广东,广东2000—2015年始终保持人口流入状态;西部内陆地区普遍呈现人口流出状态,东南沿海地区则成为其人口流入的首位联系对象;人口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显示,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三种网络结构无一例外均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省际人口的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