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与全球ODI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比较

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与全球在42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发达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相比较得出结论：因主权信用下降、遭遇全球ODI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ODI,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我国企业在此时增持资产;中国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企业也并不偏好主权信用下降的自然资源丰富国。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OFDI决策?——基于资源寻求动机与调节效应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2007—2017年间中国对124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结合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体系,在引力模型中检验了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中国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存在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分制度维度回归揭示,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论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克服极端值与数据非对称分布的干扰,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中国OFDI能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政治制度质量同样存在正向调节效应,集中体现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本文有助于破解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为未来优化调整投资区位布局、更好帮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

我国名义开放度明显高于实际开放度，至本世纪末的开放度目标应较目前５．７４％的实际开放度大幅度提高，但以不超过美、日等发达经济大国为宜，复关后实际开放度宜控制在１２％以内，至本世纪末再进一步提高到１８％左右。我国目前静态外债规模已接近警戒线，适度外债规模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为了保持适度外债规模，要扩大出口创汇，抑制对外债的过度需求，提高外债的运用效率和效果，合理安排外债结构。     

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非洲35个国家为例

基于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FGLS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反腐力度的依赖产生差异性,市场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国与东道国反腐距离越长,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OFDI。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应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OFDI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吗？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检验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选取4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分组来看,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替代效应仍然存在,且发展中国家组更为显著;进一步以2008年分时间段进行检验发现,在2008年以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但2008年以后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     

开放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区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 于降低国内的碳排放量,而出口贸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内碳排放量的增长。但开放经济对碳排放 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地区间碳排放差异显著,与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主 导产业相关,另外行业特性也决定了碳排放量的高低。因此,政府应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监督企业遵 照执行,改善国内生态环境,还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对高排放类行业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促 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排放。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外债管理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国,均不同程度存在外债管理的漏洞和失误。作者将其与中国外债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中国外债管理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东亚国家OFDI的差异化选择

通过对本世纪初中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韩对外投资之间的比较研究发现:东亚各国对外投资在跨越贸易壁垒的意愿强度、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区位/产业对外拓展路径及组织运营模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化选择,而这种差异的背后恰恰反映出东亚各国所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积累国际化管理经验的能力差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与国内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根据企业投资动机的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及战略资源寻求型等类别,且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不尽相同的直接或间接路径影响国内产业升级,如保障关键资源供给、推动低端产业转移、扩大市场规模、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等。但总体来看,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分析较为零散,缺乏明晰体系。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新形势下,系统梳理和深入解析多元动机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至关重要。     

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与国内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根据企业投资动机的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及战略资源寻求型等类别,且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不尽相同的直接或间接路径影响国内产业升级,如保障关键资源供给、推动低端产业转移、扩大市场规模、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等。但总体来看,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分析较为零散,缺乏明晰体系。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新形势下,系统梳理和深入解析多元动机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至关重要。     

双向FDI协同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建设有序协调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体系,对推动我国工业结构升级乃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耦合协调模型构建双向外商直接投资(FDI)协同指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分析了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工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双向FDI协同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输出优势能够推动本省工业结构升级。(2)劳动力与资本要素虹吸效应的存在使得双向FDI协同对邻接省份的工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3)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差异。研究双向FDI协同对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助于全面认识“稳外资、稳投资”与建设工业强国关系,也为提高我国双向FDI协同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要素成本、OFDI与中国产业“空心化”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的背景下,要素成本上升是否通过OFDI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国内制造业产业的“空心化”风险？采用2004—2017年东部沿海11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研究要素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空心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要素成本上升确实会引发产业“空心化”,且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重要推手;要素成本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剧产业“空心化”风险;其中,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最大。应科学调控生产要素成本,重点推进中国制造2025,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产商融”三位一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能力的实证检验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 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