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遍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亟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化机理及社会协同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有潜在-萌芽、发生-蔓延、深入-变化和消退-终结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中的目标、主题、舆论以及主体行为皆不同。以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首先,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是一自组织的过程理念;其次,从协同意识、协同目标、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创造社会协同治理条件;最后,构建利益协调、信息协同、舆情预警、协同机会识别和联动处理等机制,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协同治理是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理想模式,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则是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基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资本"二元并存、发育不良、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严重制约了协同治理的实现.因此,推进中国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实现协同治理,必须重构中国社会资本.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单靠政府处理危机事件力有不逮,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成为当前公共危机管理新趋势.基于当前国内对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提出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中注重案例库建设,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媒体的行为规范,治理主体的纵向协同,以及司法主体与保险主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等研究.     

国内协同治理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数据库（2001—2021）的可视化研究

协同治理作为一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兴起的交叉理论,在解决公共事务碎片化、网络化等问题上卓有成效。为更直观把握国内协同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梳理这一交叉理论的研究脉络,综合运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具CiteSpace.5.8.R2,对CSSCI数据库（2001—2021）中1,876篇国内协同治理研究文献进行数据源分析,并基于此分析协同治理的未来趋势。通过绘制、解读研究演化路径图谱、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等知识图谱,发现国内协同治理研究经过了概念引入、路径建构、创新运用三大阶段,当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治理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创新等方面。随着公共事务现代性、复杂性的增强,社会治理协同网络建构、府际协同创新、公共危机和环境污染等议题的研究热度预计将不断提升。     

公共危机事件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多元协同社会治理的合理肇端;其二,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潜在"动力";其三,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面平台。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化治理、部门协同治理等理念可以很好地改进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和方法。本文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特点出发,分析了目前主要存在的公共危机管理问题,阐述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要点,从政府理念、预防机制、部门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转变为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学习与组织结构变革研究——以复杂适应性为线索

公共危机治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导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墨守成规等系统熵增,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和焦虑的根本因素.各级政府部门应将公共危机的学习机制嵌入整体性治理的内核之中,构建“一性双环三维”的跨界协同组织结构,以激发其适应复杂动态环境的自组织功能,使公共危机治理系统处于新的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     

PX事件的参与方博弈与危机治理

自2007年至今,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现反对PX项目的非理性事件.在相似的危机情境中,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和媒体等参与方形成了复杂的博弈与分立态势.危机治理旨在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多方分析和治理系统的逐步完善,构建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参与式情境,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在处理PX事件中,具体表现为知情权、参与权的维护以及大众意识的纠偏,从而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实体.广泛包容性的国家治理系统离不开参与式危机治理的均衡走向,在多方博弈管理的路径下提升整体参与者行为预期的制度化：一要健全外部机制,二要培养多元参与方的协作意识.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践逻辑与规范协同

党的领导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与动力引擎。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同为农村核心治理主体,二者关系处理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施依据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契合了当前农村治理衍生关系复杂性对于治理主体利益协调能力、责任服务意识与良好道德品行的客观需求,体现了党对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组织安排。厘清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制度的实践逻辑、内在结构与规范协同,有助于从整体架构层面廓清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为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制度势能。基于功能主义视角审视,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蕴含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推进“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实现利益协调治理效果的多重实践逻辑。结合制度文本分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针对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文本表达既有耦合性与交叉性特征,也有“具体—概括”“顺序承接”“并列关联”“严格—兜底”等规范形态。但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不畅可能造成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主体的担当能力不足、民意基础薄弱、权力行使失范等问题。秉持立法与立规统筹、中央与地方互动、激励与监督并重原则,着力从领导规定、选举程序、民主决策以及权力监督等层面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规范协同,有助于实现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预设功能。具体而言包括：在领导规范层面,完善上级党组织领导村党组织、村党组织领导农村其他组织的规范;在选举规范层面,应将民意征集设置为村党组织书记选举必要程序,阐明村党支部书记未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补救措施;在决策规范层面,明确应经村党组织讨论和决定的内容并优化农村民主协商的决策程序规范;在监督规范层面,应出台针对村（社）巡察专门规范并完善村务监督补充性规范。     

我国大都市区管治成本研究

大都市区管治需要关注管治成本。管治的短期成本是各管治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所采取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各管治主体目标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承担的短期成本也不同:政府的短期成本以政策制定成本和行政成本为主,企业以投资公用事业成本为主,社会组织以协商成本和提供公共服务成本为主,市民以参与选举和协调成本为主。管治的长期成本是指为了实现管治目标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我国大都市区管治的长期成本包括政府职能转换成本、政府间协调成本、非营利组织培育成本。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治理视角下社区公共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以广州市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为例

社区公共问题是社区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需要各种主体共同治理.在治理视角下,社工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开始介入社区公共问题.在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这一案例中,社工通过紧急介入、确定治理主体、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介入步骤完成了对广场噪声扰民问题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社工主要扮演着协调者、建议者、沟通者等不同角色,并促成社区公共问题理性解决,带动了社区多元主体治理的发展.这一过程反映了社区治理从传统行政管理向多元治理发展的趋势,但也折射出社区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