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电信诈骗犯罪防控举措研究

随着金融产业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诈骗犯罪的特征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目前,跨国跨境犯罪、精准式诈骗、公司化程度高的情况日益突出.这给侦查工作带来全面打击难、证据提取和固定难、侦查协作难及赃款认定和追缴难等问题.为了进一步破解以上侦查难题,遏制电信诈骗犯罪,宜采取以下措施:堵塞银行业和电信行业的制度漏洞;深化司法部门与银行和电信部门的合作;统筹境内司法协作;加强跨境司法协作;提高民众防范意识;加强打击上游犯罪等.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实证对策研究——以重庆市各区县发案为例

电信诈骗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报刊杂志、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各种传媒逐渐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犯罪分子便以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案发案数量猛增,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严重。当前发生在重庆市内的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职业化和诈骗流程标准化、模板化等特点,给公安机关侦破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带来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等侦破难点。破解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难题,必须从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侦查队伍入手,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与银行业和电信业的深度合作,同时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身防范意识。     

国外治理电信诈骗三条防线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将有利于我国更好地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实名制、举报平台和防骗教育构建起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三条防线. 实名制是很多国家防范电信诈骗的首要屏障.在美国,手机账户需要与个人社会安全号捆绑.如果用户不能提供社会安全号,也必须出示护照、信用卡、学生证等能证明身份的文件.此外,运营商还会通过技术手段来“强制”用户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当用户没有提供社会安全号时,运营商会对手机设置开启“网页卫士”功能,阻止用户进入一些网站.如果用户想关闭这一功能,就必须提供社会安全号、住址等信息.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控制的路径选择

短信诈骗近年来长期处于高发态势，犯罪人利用被害人的心理弱点设置骗局骗取财物。短信诈骗案件的频发包括制度、社会以及个体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社会宣传、法律规制、技术防范、行政监管和责任追究等路径来控制短信诈骗犯罪。     

环境冲突防范与协同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冲突防范及治理迎来新的变革与创新契机.创新环境污染防范及治理路径的核心在于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克服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碎片化、企业参与利益化和社会力量参与缺失带来的协同治理缺陷.构建环境污染冲突合作共治的网络结构和行动体系,创新政府网格化管理、企业规范化行为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组织协同、资源整合与网格化管理实现环境冲突防范及治理创新.     

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行政机关合作机制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行政机关合作机制的关键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化解行政机关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的内在冲突,探讨行政机关公共性的历史现实特点,转变两岸治理思维,通过新区域治理下行政协议的方式,将两岸关系行政机关合作机制建立在平等协商、循序渐进、阶段性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两岸行政机关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最终实现包括行政机关合作在内的政治合作。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电信诈骗犯罪打击对策研究

在电信诈骗犯罪日益增多以及犯罪手段智能化的背景下,为了增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效果,对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层次,挖掘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和重要中介者,缩小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范围,选择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突破口,推断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同时提出当前反电信诈骗工作需要注重情报的搜集与处理,抑制犯罪团伙网络的不断扩张,打击合作网络中的特征节点,破坏小团体之间的连接等具体对策。     

物业管理纠纷的防范与化解机制——基于社会协同理论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关于物业纠纷案例的数量大幅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纠纷防范与化解的力量分散,纠纷发生后的解决渠道过于单一。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防范和化解物业管理纠纷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进行协同治理:政府主动引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居中斡旋,物业公司保质服务,业主委员会积极协调,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同时,物业管理的各方参与主体要构建有效的协同治理衔接运作机制,实现各方主体功能的耦合。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性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到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正犯实施了违法行为即可。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正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的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社会救援资源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

针对社会救援资源的供需不确定性以及应急供应链的政府主导性和快速响应性特征, 将协同学理论引入应急供应链管理中, 对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进行理论分析, 从战略层、策略层和技术层分别设计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框架;从组织协同、流程协同和信息协同三个角度研究应急供应链的协同机制。认为: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符合社会救援资源主体的自组织特性, 并且能够发挥应急供应链的整体效应, 促进应急资源的有效整合。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大学生舞弊行为探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来分析大学生舞弊问题,可建立大学生舞弊计划行为的结果模型,从模型中提取直接影响考生舞弊行为的道德观念、制度规范、学风考风、工具因素和考试模式等五个因素。针对这些因素,应从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加强制度规范、严抓考风考纪、消减舞弊工具作用等五个方面入手,消除心理诱因,减弱行为意向,构建完善的舞弊行为防范机制。     

通过管制重构加强对我国电信产业的政府监管

本文首先对政府管制概念进行了辨析;然后结合电信产业的本质、经济特点和实际情况得出,在电信产业市场开放时期不能减少管制,而应重构管制;最后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管制重构是中国电信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管制重构提出几点建议.     

论电信监管与反垄断管制的关系

首先对电信监管和反垄断管制在电信行业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各国对竞争状况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规制体制,电信监管和反垄断管制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在对国外规制实践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电信监管和反垄断管制的关系,并对未来我国电信监管和反垄断管制制度进行了探索。     

电信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管制对策

建立有效的电信管制机制是继政企分离、企业重组之后,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首要课题,也是提高整体社会效益的要求.辩证地分析我国电信管制现状、认识电信产业自然垄断特性,结合产业技术融合发展趋势,加强管制政策研究,建立综合、动态、系统的电信管制体制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性研究

如何防范公司违规、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以2010-2017年沪深两地A股285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违规倾向越低,被违规稽查的概率则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喜好型高管会降低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倾向的抑制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稽查的影响力度;此外,相较于信息披露违规,社会信任对经营违规倾向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更为有效地提高了经营违规被稽查的概率。     

我国运营商共建共享合作管制措施分析

我国三家电信运营商面临共建共享下一代网络的现实问题,亟待寻找到一种鼓励企业的积极性,并能减少企业交易费用的途径。本文围绕着重组后三大运营商的合作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分析了政府管制对运营商之间竞争合作的影响,并对非管制下网络共建与接入博弈进行了较深入的模型分析。本文认为,基于用户数的分摊法能较好地解决网络外部性,有利于各方对网络资源的有效使用。     

智慧养老的社会风险与法律制度安排

智慧养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模式、养老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形成了创新,提高了养老效率与质量。但是,作为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转化应用,智慧养老仍然具有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一系列风险都缘于新技术因素与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对此,应当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智慧养老规制体系,并结合相应的纵向风险防控机制、智慧化与多元化法律思维,以此为基础保障智慧养老模式的顺利变革,进而促进民生领域的治理质量与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