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产出缺口测算及其价格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有限供给视角

城镇化和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失衡,加剧了农副产品消费需求和产出供给的矛盾,产生价格上涨压力。基于“缺口-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显示,负向农业产出缺口对农副产品价格具有滞后1-3期的直接正效应,18个省份分地区面板回归验证了直接价格效应的存在且滞后期为3-4期;工农业产出缺口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两者的影响弹性不显著。由此可知,农业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治理通胀要从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协调工农业生产和畅通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入手。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增长率变化的生产率解释及其短期预测

效率变革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之一。本文通过生产率测算研究潜在增长率变化。首先运用199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结果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13.49%下降至7.71%,证明了当前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受潜在增长率下降影响。其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从人力资本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是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增长率、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率三部分,其中技术进步增长率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率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最后预测2016—2020年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6.32%。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速还将持续放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     

中印经济增长差异的“近因”分析——基于劳动增进型产出分解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采用劳动增进型生产函数对198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产出进行分解,分阶段考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两国产出的贡献程度,指出两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一差异又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     

泰勒规则与产出波动:2002～2009年的实证分析

中国2002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023与0.1462,这说明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缺口变动和产出缺口变动不敏感,造成我国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利率工具更侧重于维持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     

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基于BQ分解方法的SVAR模型分析

笔者将2001年以来的通货膨胀产生的因素分解为输入型通胀冲击、超额货币供给冲击、产出缺口冲击和汇率冲击4个方面,并利用BQ长短期约束条件的SVAR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短期来看,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惯性,其他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紧缩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短期治理不明显,且具有滞后效应,滞后为3期左右;长期来看,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为超额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惯性,超额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的解释高达48％,紧缩货币政策效果对通货膨胀的长期治理效果明显.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中国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运用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期间中国西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逐年提升,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投入价格效应是制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重庆、四川和贵州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正增长,而其技术效率下降较少是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2

通过建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模型,对1952～2002年间中国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建国以来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TFP增长率波动很大,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初期,TFP增长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从1992～1998年,TFP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为正,这段时间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22.22%。1998年到现在,TFP出现了负增长,TFP值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江苏省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随着江苏省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产出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高投入低效率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则成为关键所在。通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江苏省1997—2009年农产品加工业经济增长率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发现产业仍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总产出的增长率中全要素生产率做出的贡献较大。在结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扩大规模效应。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从总供给冲击的角度,基于AD-AS理论框架,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机制; 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针对不同种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加以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初期会造成中国实际产出的下降,但是在3个月后将提高国内的实际产出水平; 相比于“硬大宗商品”,“软大宗商品”对中国实际产出的正向影响更大; 更高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且中国通货膨胀对“硬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敏感性整体上略高于“软大宗商品”;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正向波动会通过提高通货膨胀与增加实际产出等传递渠道来提高人民币利率水平,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人民实际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资本产出比上升趋势的原因分析:1979—2007

本文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我国资本产出比的变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社会总储蓄率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的增加对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具有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我国投资效率的提高,抑制资本产出比的提高。     

开放经济下中国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国际垂直生产结构下的价格传导效应模型

基于国际垂直生产结构下的价格传导效应模型,构建了包含外生冲击的开放经济预期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并运用经验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考察了通胀预期的价格传导效应及外生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实通胀和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预期影响较大;进口中间品价格对通胀预期存在显著的正向价格传导效应,而本国中间品价格与通胀预期之间却存在明显的“倒挂”;央行的名义利率调控对通胀预期影响较弱。上述结果表明,单独依靠货币政策对通胀预期进行调控的效用有限,只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家能源政策相配合,并着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才能在短期和长期内实现我国通胀预期的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趋势与地区差异

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趋势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的分析表明:(1)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我国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一种体现;(2)资本积累方式在1988—1990年发生了部门间转移,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种必然;(3)与我国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状况相适应,地区间资本存量水平的资本积累速度分布大体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排列;(4)各地区资本—产出水平的差距长时间比较固定,这可能是资本要素流动和比较优势作用的结果。     

中国科学研究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53—2004年的年度数据,使用广义差分回归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国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同时,还分别分析了中国科学研究各分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科学事业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最明显,其他科研事业费对GDP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不太显著,而科技三项费用和科研基建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都不明显。     

基于价格粘性的货币政策、股票价格与宏观经济之向动态关系研究

在价格粘性下,包含金融资产交易的货币数量模型和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均揭示了股票价格先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而动的形成机理.基于我国月度统计数据的协整检验表明,在1999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股票价格、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基于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表明,股票价格的冲击和广义货币(m2)的冲击是我国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动因,通货膨胀的冲击对实际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率在20％左右,而货币供给的冲击对股价波动的贡献率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的冲击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冲击.为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增长,货币政策应该高度关注股票价格波动,并及时对其波动作出适度反应.     

我国结构性通货紧缩的主导因素界定——基于MSVAR 累计脉冲响应

2012—2016年间，我国PPI持续同比负增长走势，CPI则保持正增长，背离分化的结构性通缩特征比较明显，而2019年这种背离分化情况再次呈现。文章通过周期因素、结构因素、货币因素和国际因素四个方面构建出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借助累计脉冲响应分析其原因。研究发现我国结构性通货紧缩的国内主导因素是近些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需求提升比较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工业产生挤压；国际主导因素是美国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的大量资金流入固定投资领域，加剧产能过剩抑制工业价格。宽松的资金环境在推动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后会损害社会资本收益造成资本外流，资本的大量外流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和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货币供应量减少又加剧通缩。      

治理通货膨胀预期应成为宏观政策关注的新视角

通货膨胀既可以是供求失衡导致的，也可以是货币膨胀导致的。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通货膨胀发生发展的机理也存悄然发生着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前置到通货膨胀预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以中国经济企稳过程为真实背景，初步探讨通货膨胀预期的负效应及治理的政策路径，尽管存在个案特征，但仍不失为一种分析思路。     

人力资本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C-D生产函数、借鉴Lucas人力资本模型,以1978-200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为背景,建立了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陕西省在1978-2006年间,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仅为18.36%,远小于同期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58.3%）,但人力资本因为其外溢作用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于计算结果,且人力资本的贡献受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最后,给出了提升陕西人力资本贡献度的一些建议。     

基于DSGE模型的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分析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结合托宾Q假说,通过构建包含货币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了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外生冲击作用下产出、消费、投资和资产价格的动态响应。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后能有效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同时,供给冲击的动态脉冲响应值小于需求冲击的动态脉冲响应值,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对来自需求冲击的变量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