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劝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任,主要体现为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地狱报应思想是游冥故事的劝惩工具,游历地狱受罚是游冥故事的劝惩模式。游冥故事的劝惩手段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另一方面,游历地狱模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劝惩的主要模式。     

劝惩与娱乐--李渔小说的创作旨归

李渔小说的特色,既保持了该本小说的劝惩传统,又加入了他自己颇为欣赏的娱乐色彩,劝惩和娱乐共同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论宋元小说的道德劝惩观念

虽然宋元志怪和传奇与话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 ,但前两种进一步张扬道德劝惩观念并以之为重要主题 ,而后者则少有劝惩 ,这在作者的写作动机、作品内容等方面都有所表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文言和通俗小说两种不同文体形式分别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及传播方式 ,从而形成不同的创作思想。劝惩观念影响了宋元小说的艺术特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侧面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张振军儒家封建思想对我国占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牢笼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至明代中期，“泄愤”说的出现。打破了“惩...     

晚明小说"传道"的伦理价值取向

明代中期"心学"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晚明小说的潮流和风尚,在"主情"、"性灵"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晚明绝大多数文人都坚持,文学对真心真情的追求不能逾越儒家传统伦理的范围。明代文人认为小说具有"劝惩教化"价值功能,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品,对于教化百姓知晓伦常道理功不可没。     

从陆人龙的《型世言》管窥小说劝惩论的影响

劝惩论是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提出的重要概念,通过对陆人龙《型世言》创作的剖析,可以看出劝惩论在一定时期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恽铁樵与前期《小说月报》的创作转型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从观念和创作上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使《小说月报》出现了某种现代性转机。恽铁樵的小说观念突破传统小说"载道"、"惩劝"的功用观,大大扩展了小说的表现视野,同时也为小说文体的解放做了理论观念上的准备。恽铁樵等对当时小说创作状况的创新和认识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前奏。     

论神秘感影响下神怪小说的创作心理和接受心理

我国古代神怪小说起源于古代人们的鬼神信仰,鬼神信仰源至远古人类认识世界的神秘感觉和对鬼神的敬畏心理。在神秘感影响下,神怪小说的创作经历了从信鬼神为实有到自觉虚构的过程,创作的出发点是利用读者对鬼神世界的神秘感和人们喜新尚奇的探究心理,把写作神怪小说作为愉悦身心或劝惩的工具。读者阅读神怪小说则是为了寻根探奇,满足了解神秘的鬼神世界或作品人物神奇不凡际遇的心理需要。     

留都南京对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的开端意义

明代后期留都南京特殊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为神魔小说经典作品《西游记》、《西洋记》等提供了编撰和刊刻机遇。具体而言,留都上层文化名流对通俗小说题材、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高要求及崇信神仙灵怪的文化心理是神魔小说刊刻的市场基础;科举失意的雇用文人是优秀神魔小说的创作主体;三教合一思想盛行是神魔小说集中产生的思想背景。南京书坊主结合南京文化优势在全国首次刊刻多部神魔小说,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各地书坊创作和刊刻神魔小说的热潮。因此,从文学渊源论,留都南京在明代神魔小说创作、传播以及流派形成史上具有开端意义。     

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

在宋代,诗词与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化风尚,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诗词与话本小说相结合的文学功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通过引用诗词,提高了其文体的表现力,使小说更好地适应着社会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诗词因为小说的表现需要而突破了其功能与题材的限制,使诗词的取材视野深入到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去,吸收了世俗文化的营养,而变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     

《海殇》:晚清海军历史长篇的跨越

《海殇》对晚清海军历史长篇实现了三大跨越:一是实现了对晚清海军历史长篇创作模式的跨越;二是实现了对海战场景场面描写巢臼的跨越;三是实现了对晚清海军悲剧历史反思"根源在腐败"的习惯思维跨越。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宗教学审视

明代帝王的仙道追求,对神仙崇拜的蔓延推波助澜。道教法器崇拜,是明清小说宝物描写原动力之一。许多宝物及描写套路,来自外域传来的佛经文献和佛教文化。密宗对小说中宝物、斗宝叙事作用巨大。佛教观念与宝物信仰结合,触发了许多具体情节、场面和细节的想像生发。民间秘密宗教,也构成了宝物描写依托的重要故事题材。清代小说多女将运用法宝的描写,因秘密宗教中女性地位突显。女将以其性别特点,更需要在文学表现上突出其宝贝兵器。小说中女性的经历、命运结局,是现实中秘密宗教女大师们的文学写真。     

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近代化报刊也逐渐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小说与报刊业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微妙复杂的关系。在清末,小说与新闻业呈同步发展的态势;而到民初,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小说事业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的小说有80%登载在报刊上,民初的登载率又远高于清末。除小说专门杂志外,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以及一些综合性报刊也大量登载小说。其中,小说产量与小说杂志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以小说杂志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唐代异物化女类小说评价

唐代异物化女类小说彻底摆脱了以往此类小说辨妖妄的功利教化目的,还着重描写了人间男子与精怪化成的女子们之间深厚真挚的感情。小说在思想上开始对异类女子们表示认同、赞美,在艺术创作上又进一步把她们人化、性情化,并把握住她们的原形,赋予她们的自由个性,创作出既趋近于现实女性,又充满理想美的自由女性形象。     

论晚清女性弹词小说的式微

清代女性弹词小说是在外部社会环境、内部文体发展、创作主体因素三种合力的推动下兴盛起来的,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其产生背景的特殊性决定了女性弹词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依赖性。当它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复存在,文体本身和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晚清社会的动荡不安、仓促而焦灼的时代节奏使女性弹词小说同样也由合力的牵制最终走向衰落。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