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战时文学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后的古体诗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学迫于战时状况,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发挥了感时伤事的纪事、抒情功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抗战文学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特质。其中,关于南京保卫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记忆承载了历史的巨痛和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战时的抗战诗歌多以古体诗词的面貌呈现,具有见证、伤悼、控诉或反思的内容,反映出一个民族、个体受难与抗争的历史本相或哲思。抗战时期爱国志士的旧体诗词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抗争不屈、团结御侮情绪,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些诗词对于慰藉战争创伤、铭记民族耻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文化身份与名将叙事论

叙述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将领特别是正面战场著名将领的文本深具历史、政治和想象的多种弹性导向,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它们被置于民族记忆的角落而不被提起,有些甚至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垢。然而,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有大历史书写的深度、气度与反省能力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族认同。因此,揭开尘封的名将文本,打开民族记忆的大门,以理性来整理进而修补记忆的创伤,就既是历史的反思也是审美回望。本文即是从抗战文学名将叙事文本呈现的四个层面是如何参与名将书写与形象建构来进行分析的。     

《天皇的礼物》中“慰安妇”战争创伤的多维阐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文学界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呼唤和平、反思战争,并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性暴力等创伤记忆进行研究。《天皇的礼物》作为伤痛记忆的文学文本,就呈现了“慰安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卷入战争并成为男性战争牺牲品的历史。文本背后,作家泰瑞莎·朴也从战争催生出的压迫制度、战争导致的人性扭曲、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等三个方面,对“慰安妇”的战争创伤进行多维度的文学阐释,以期将“慰安妇”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教训,进而警醒世人对战争和性暴力的反思。     

关于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的问题

以往文学史著作中关于抗战文学的历史叙述,无论是分文体,还是按区域,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正面战场题材受到遮蔽。实际上,正面战场作为抗战的主战场,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中国作家对正面战场予以深切关注,通过多种渠道走向正面战场,满怀激情表现正面战场,描绘出血与火交相辉映的正面战场文学画卷,留下了珍贵的民族记忆。为了全面把握抗战文学,并进而准确认识历史,应该建立正面战场文学范畴,认真展开研究。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试论抗战文化遗产的定义分析及其他

长期以来,人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战争进程、军事战略、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战时经济与政治等领域。从文化的视角,尤其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去解读抗战历史的相关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而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的战争记忆来说恰恰是不可或缺的,也为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所必需。     

文学艺术在培育新的河北人文精神中的作用

本组专题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深入解析。方伟对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燕赵文化人文精神是悲情情结、英雄意识、兼纳包容、变异情势和保守朴实所集合同构而成的,河北当代人文精神建设需要在对之现代性的梳理与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其自身的置换和构建。方伟还认为,在河北经济文化与社会不断发展中的"和谐河北"建设,欲实现这种精神价值理念上的社会化转换,通过物质发展、经济生活本身去间接地感知、传达,当会起到直接地以精神思想和文化活动去宣传、灌输所不能起到的也不可被替代的实际作用。张川平认为,自古以来在河北人文精神的生成、传承过程中,战争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战争的磨炼才使得燕赵人养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精神气质。黄建生认为,人文精神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美好的精神创造,文学艺术在培育新的河北人文精神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马春香认为,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奉献进取、创新发展、诚实守信、质朴务实等四个方面,这一精神在河北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日益显示其作用。     

人文关怀与构建"和谐河北"的价值取向--关于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化实践问题

本组专题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深入解析.方伟对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燕赵文化人文精神是悲情情结、英雄意识、兼纳包容、变异情势和保守朴实所集合同构而成的,河北当代人文精神建设需要在对之现代性的梳理与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其自身的置换和构建.方伟还认为,在河北经济文化与社会不断发展中的"和谐河北"建设,欲实现这种精神价值理念上的社会化转换,通过物质发展、经济生活本身去间接地感知、传达,当会起到直接地以精神思想和文化活动去宣传、灌输所不能起到的也不可被替代的实际作用.张川平认为,自古以来在河北人文精神的生成、传承过程中,战争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战争的磨炼才使得燕赵人养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精神气质.黄建生认为,人文精神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美好的精神创造,文学艺术在培育新的河北人文精神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马春香认为,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奉献进取、创新发展、诚实守信、质朴务实等四个方面,这一精神在河北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日益显示其作用.     

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价值与作用

本组专题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深入解析。方伟对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燕赵文化人文精神是悲情情结、英雄意识、兼纳包容、变异情势和保守朴实所集合同构而成的,河北当代人文精神建设需要在对之现代性的梳理与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其自身的置换和构建。方伟还认为,在河北经济文化与社会不断发展中的"和谐河北"建设,欲实现这种精神价值理念上的社会化转换,通过物质发展、经济生活本身去间接地感知、传达,当会起到直接地以精神思想和文化活动去宣传、灌输所不能起到的也不可被替代的实际作用。张川平认为,自古以来在河北人文精神的生成、传承过程中,战争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战争的磨炼才使得燕赵人养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精神气质。黄建生认为,人文精神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美好的精神创造,文学艺术在培育新的河北人文精神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马春香认为,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奉献进取、创新发展、诚实守信、质朴务实等四个方面,这一精神在河北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日益显示其作用。     

战争激发生成的河北人文精神

本组专题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深入解析。方伟对河北当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燕赵文化人文精神是悲情情结、英雄意识、兼纳包容、变异情势和保守朴实所集合同构而成的,河北当代人文精神建设需要在对之现代性的梳理与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其自身的置换和构建。方伟还认为,在河北经济文化与社会不断发展中的"和谐河北"建设,欲实现这种精神价值理念上的社会化转换,通过物质发展、经济生活本身去间接地感知、传达,当会起到直接地以精神思想和文化活动去宣传、灌输所不能起到的也不可被替代的实际作用。张川平认为,自古以来在河北人文精神的生成、传承过程中,战争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战争的磨炼才使得燕赵人养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和精神气质。黄建生认为,人文精神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和人类美好的精神创造,文学艺术在培育新的河北人文精神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马春香认为,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奉献进取、创新发展、诚实守信、质朴务实等四个方面,这一精神在河北努力建设文化大省及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日益显示其作用。     

中国战争小说创作的世纪回眸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是在近代反侵略战争背景和近代小说革命的浪潮中发端的,并义无返顾地担当起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受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20年代末"反战"小说曾昙花一现;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第一个创作热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各涌现了众多风貌各异的抗战小说,解放区战争小说则题材新颖、风格独特;50年代掀起了战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热潮;80年代中期之后战争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单一影响而走向了多元.     

湖南抗战文化运动概略(上)

湖南抗战文化运动十分活跃,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上篇从文化．名人汇聚、抗日团体与文化阵营、进步报刊及新闻出版、戏剧歌咏等文化活动诸多方面介绍了长沙抗战文化盛况。下篇概括介绍除长沙以外的湖南其它地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并探讨了湖南抗战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意义。     

从《野火》看大冈升平的战争观

《野火》是日本战后著名作家大冈升平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在客观上对日本法西斯军队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作了深刘揭露,但作品主观上却还充斥着作家对战争罪责的辩解。对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战争态度应以批判的态度来分析研究。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