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事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董事对公司负有的合理履行技能和谨慎注意的义务。本文对英美法系的代表———英国与美国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法律中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问题进行了述评,阐释了美国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准则,并指出其对完善我国《公司法》的借鉴意义。     

董事注意义务与经营判断规则

公司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公司法规定董事义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董事不负重托,以此保护公司的利益。判断董事是否违反注意义务,除了依据法律规定,还应该借鉴经营判断规则,并通过司法手段给予最终保障来维护公司和第三人的权利。     

董事违反注意义务之责任追究

我国新公司法较之旧公司法,虽然在董事责任追究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法条过于抽象,相关概念界定不清等问题,给司法实践造成很大的困惑,使得董事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纸上,不利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美国公司法上的经营判断法则是美国法院长期以来用于解决董事责任追究问题的主要制度,它内涵丰富,富于弹性.在美国有大量案例支撑.虽然经营判断法则产生和发展的法律环境,与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其所包含的理念、具体的内容设计以及运作方式,无疑还是可以为我们解决董事责任的追究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经营判断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公司是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的产物,其经营治理是精英即董事之治。如何在保障股东权益而课于董事在公司经营中必要义务的同时给予董事在经营中必要的灵活权衡,是公司法的一个大课题。在这方面,美国公司法走得比别的国家远。美国公司法要求董事在公司经营中要承担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同时为董事提供了经营判断规则,以保障其在尽了必要义务时不因经营失误受到股东攻击和法律非难。经营判断规则因其适时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对调和股东与董事的权利、保护董事利益方面成效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不久,公司立法还远不完善,且在董事利益保护方面几近空白,根据国情,参酌日趋完善和适用扩充之美国公司法的经营判断规则,实为必要。     

论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中第一次明确了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但对于勤勉义务的内涵和判断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其中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向来被认为是模糊和不确定。本文从外国立法例中的判断模式入手,借鉴公司治理中的客观标准界定判断标准的一般条件,再从商业判断规则的角度审视其基本内容,为我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实际判断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美国公司法上的董事知情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普通法通过各州法院判例形成完善的董事知情权制度体系,这对于保障董事履行职责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现代公司治理机构中的重要一环。而我国公司法对此项重要制度一直是付之阙如,再加上我国公司普遍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导致了很多相关制度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严重制约了相关公司治理机制的良好运行。因此,借鉴美国立法与司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完善我国董事知情权制度体系具有必要性。     

澳大利亚公司法中的董事义务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澳大利亚公司法对董事义务的规定有其独有的特点,它将董事的义务具体分为谨慎、技能、勤奋和忠诚、善意的义务,给我国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澳大利亚立法经验和实践看,我国公司法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扩大董事与公司为自我交易的限制;明确界定公司机会的概念;增加当前公司法中欠缺的忠实义务,如亲自积极行使董事权力、为正当目的使用权力以及在为公司的利益上诚实等。     

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之判断路径分析

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判断之实质是判断董事行为是否合理,而董事行为合理性判断之实质,是评价董事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问题。理性人标准作为过失侵权之法定标准,基于路径依赖得以进入公司法领域,而伴随着价值指引和制度进化,出现了独立于理性人标准的商业判断规则,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商业判断规则对决策程序和实体结果的划分实现了司法克制与董事免责的双重目的,进而解决了法院评价能力不足和董事风险激励的难题,以维护董事会之决策中心地位,保持社团独立性和社团民主性。     

中国公司法董事信托义务制度评析——以英美公司法相关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中国新公司法董事信托义务制度设计在董事与公司关系界定上突破了传统委任关系理论之束缚而采用英美公司法的信托关系理论.但由于新公司法注意义务的成文化徒具形式,缺乏行为标准与审查标准之界分,董事赔偿责任要件模糊不清,未能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因而无法清晰界定商业决策权与司法审查权之作用边界,协调董事职权与责任之价值冲突,实现董事信托义务之制度功能.为此,我国应当从强化董事注意义务中的监督职责、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营造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逐步加以完善公司法.     

论英美刑法注意义务的理论嬗变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注意义务理论经历了相当注意说、客观主义的行为标准说、主观主义的注意义务说三种学说.认真研究这三种学说,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认识犯罪过失的核心.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主体应该包括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村党支部工作人员和村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基于＂从事公务＂的标准,可以区别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贪污贿赂类犯罪还是其他类型犯罪,并进一步解决管辖冲突。     

环境侵权冲突法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20世纪后期,国际上出现对涉外环境侵权制定特殊冲突规则的立法动向,在立法内容上显现出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倾向,这是对传统侵权冲突法的一种突破。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9编在其影响下就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也做出特别规定,这是立法意识上的进步,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新世纪高校图书馆的使命及对策探讨

本文主要论述了新世纪数字化图书馆时代,高校图书馆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重要历史使命,应成为高校的信息中心、培养学生信息素质的基地及教学科研的助手;并从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开展多元一体化服务和提高馆员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发展对策。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