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语文学会现代文学组讨论阿Q的典型问题

湖北省语文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现代文学组对阿Q的典型问题作了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1.关于阿Q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有人认为勤劳、质朴、反抗精神是阿Q典型的共性,精神胜利法是阿Q典型的个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典型的普逼意义主要是共性,如把精神胜利法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就会抹杀这一典型的普遍意义。有同志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型典的共性,但并不是共性的全部。因为在阿Q的性格里,还包括流浪雇农的一些阶级特征。有些人认为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典型的共性,应该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表现。2.对精神胜利法产生根源的看法有人认为精     

悲剧的悲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关于《阿Q正传》的一种解读

本文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来揭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由于阿Q实现自我认同的根据即“优胜”总是处于一种被平均化的状态之中,这使得他一方面不得不选择“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自我迷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把自我“优胜”的确立寄托于参加“革命”之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悲剧的悲剧。     

《阿Q正传》中的狂欢化因素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用全民性的广场狂欢和加冕脱冕仪式来实现对权威的反抗和消解。鲁迅的《阿Q正传》就充满了这种巴赫金式的狂欢化因素。通过阿Q的行为与语言的狂欢,鲁迅把丑恶与善良、高雅与粗俗、悲剧与喜剧等因素融为一体,实现了对统治权威的反抗和消解。     

试论文学创作典型的共性和个性

典型是关系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然而典型的共性是什么？典型的个性又是什么？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特做以下探讨。一、典型的共性典型的共性具有普遍性、代表性。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阿Q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当《阿Q正传》刚刚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许多人栗栗危惧,疑惑写的是自己,是在揭自己的隐私。冯雪峰说：“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①可见阿Q这个典型很有普遍性、代表性。那…     

论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差异——以《阿Q正传》与《福贵》为例

悲剧与团圆、描神与画形、人物与故事分别是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异趣在《阿Q正传》 与《福贵》中可得到鲜明印证。     

阿Q"精神胜利法"的虐恋机制透视

<阿Q正传>的阿Q形象分析,向来聚焦于化失败为胜利的"精神胜利法".进而解读为性格的"双重性":骂人、施暴、自尊、自大、自慰、向往革命,又任人骂、任人欺、自贱、自卑、顽固保守、传统卫道.那么"精神胜利法"与"双重人格"的成因、心理机制,不得而知.借鉴兴起于十九世纪而兴盛于二十世纪的西方虐恋理论话语的观照.将会看到:阿Q的自贱、自卑、受虐心理及其行为表现,原来正是根源于他的自尊、自大、施虐,反之亦然,二者相反相成、互包互孕、互动互应,由此构成阿Q独特的虐恋人格."精神胜利法"正是其实现由受虐到施虐的心理转换的法宝:通过受虐来达到虚拟中的施虐目的;施虐虚拟,也即是"精神胜利法".由此成为阿Q受虐的动力机制.     

《阿Q正传》与《围城》的审丑艺术比较

《阿 Q正传》和《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部讽剌力作。虽然在审美方式和艺术结构上两部小说存在着差异 ,但是在娴熟地运用讽剌艺术 (审丑艺术 )方面 ,诸如以喜剧手法构建悲剧形态、客观描述与主观讨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扩大人物心态空间的心理描写等等却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 ,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将有可能揭示出两部小说深厚的主题意蕴     

从阿Q周围的人物谈起——《阿Q正传》结构文体新探

《阿Q正传》虽被多人研究过 ,但其深意仍可继续发掘。如果采取以杂文为小说注脚的“鲁迅注鲁迅”方式 ,重新解读其文本结构和文体特征 ,则可发现 ,阿Q及其周围人物 ,以称谓可分为三六九等 ,但思维和行为方式却完全相同 ,具有精神同构性特征。小说意义不是靠冲突而是靠人物间的对应关系展示 ,“改造国民性”意图结构性地渗入了整部作品。小说叙述策略造成阅读心理的前后反差 ,读者经历了从喜剧到悲剧的美感体验 ,有助于实现对封建文化的整体批判和对民众个体的拯救 ,是具有开放性的能直抵人心、又高度抽象的现代寓言。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关于阿Q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研究的困难

本文认为,阿Q典型研究中的矛盾与困难在于阿Q自身的性格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阿Q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有着明显的反常性。阿Q性格的反常性来自客观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作家对阿Q人物性格特征的评价与情感态度。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认识客观现实的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其表述的思想内容与实质是封建等级观念。解决阿Q典型研究困难的道路在于要给阿Q的反常性以合乎社会生活逻辑的解释。从社会整体现实的角度来认识阿Q性格的合乎社会生活逻辑的本质意义。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