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是中英外交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适时而变,体现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取向。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日外交研究

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实力未足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主要采取分而击之的原则。而国民政府联络的首要对缘便是日本。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国民政府表示了友好之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与日本积极接触,协调中日关系,通过一系列交涉谈判,在满蒙等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对英行动的成功实行。     

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1935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广州国民政府南征胜利对北伐战争的作用

南征是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广东过程中一次重要的军事斗争。国民政府的南征军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各界民众的推动下，挥师南征迅速取得胜利。南征的胜利，不但在军事上解除了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后顾之忧，奠定国民革命北伐军成功北上的后方基地，促进了两广的统一，推广了“扶助农工”政策，加强了国民政府与民众合作，对日后北伐的成功进行和新的国民革命热潮的掀起，起到了推促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接收与重建论要

为了顺利实现台湾教育的光复与重建,早在二战尚未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就着手进行了准备工作。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对台湾教育进行了接收与重建。国民政府的准备工作必要而且及时,接收与重建工作紧扣主题、手段灵活,既实现了台湾教育从皇民化向祖国化的转变,又保持了台湾教育较快的发展水平。     

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傅斯年与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教育甄审。傅斯年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关系很好,从甄审政策的讨论、制定到甄审的开展,他都参予其中。虽然他的建议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并不能代表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识。由甄审而引起的反甄审运动,扩大了收复区教职员和学生同国民政府的之间的裂隙。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宣传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不断完善对日宣传组织机构。本文试图探讨国民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对日本的宣传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为了应对抗战的特殊局面,国民政府设置了针对日本的专门的宣传机构,这些机构在抗战期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基于核方法的贝叶斯邮件分类网络研究

提出一种包含核函数的Bayesian参数估计方法,提高了Bayesian参数估计的实用性。结合邮件内容和报文格式两个方面分析和提取邮件的重要特征,建立了对应的Bayesian邮件分类网络。将包含核函数的Bayesian参数估计方法应用到邮件分类网络,在对不同邮件测试集的在线学习试验结果证明,这种新的分类模型能够有效地实现垃圾邮件的分类过滤。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德国军事专家以“私人身份”受聘于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联系军购、建立现代化军事教育乃至直接参与指挥对日作战。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贸易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国民政府据此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德式部队,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了多起职业教育的议案;戊辰学制对于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再次确认;政府和各省都在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过去职业教育的衰微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提倡。其影响主要是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在法令上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的发展对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

近日阅读了几种《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发现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未作正确记载。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如同它的出现一样,是中国政治、经济诸种因素下的产物,无论对于中华民国史或中国革命史都是重要事件。但有的书籍将1949年4月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当作国民政府结束的日子,有的则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国民政府的覆灭。这些记载都是不正确的。更多的《中国革命史》则不告诉读者国民政府结束于何时。其实,国民政府并非由我们加以“覆灭”,而是国民党根据自身的需要,由它自己宣布结束的。这里必须区别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     

国民政府工业奖励政策的缘起（1928-1937）

国民政府建立后面临国内、国际经济压力,尤其是颓败的经济和窘困的财政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奖励实业的政策以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清末民初工业奖励政策的积极示范效应以及孙中山等扶持工业思想的影响也使国民政府认识到对民族工业进行扶植、奖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些合力作用下,国民政府逐步建立起一套工业奖励政策体系。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同时国民政府把组织人民团体作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变更,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控制的方式及国家同人民团体的互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