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江南旅馆业的经营实态及其变迁

明清时代江南旅馆业因应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交通的改善而日益繁荣。官营旅馆的种类增加、功能齐全,建设经费并非全由官府财政支出,多为翻修书院或寺庙等改建而成,也由官员、地方士绅出俸募捐修建。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官营旅馆日渐式微。私营旅馆在明清江南普遍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晚清以来,旅馆的经营方式、建筑风格、服务内容等又受到西洋的影响。这些旅馆有便民利民的一面,但其管理方式不尽科学,招揽生意多借助非法手段,因而存在许多弊端。     

论明清江南节日消费及其经济文化意义

明清,特别是清代的江南,节日消费品市场已初步形成,节日经济现象初露端倪,并形成独特的节日文化。明清江南节日消费需求旺盛,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日常消费品与节日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有利于形成消费品的规模生产和特色消费品的培育;同时也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和全国市场的整合。节日消费活动还具有增加就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积极因素。某些节日消费习俗积淀成具有特定地域的节日文化,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明清江南女红之审美风格探微

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江南家庭手工业的主体——女红为主要对象,在悠长的中国女红发展史中,明清江南女红以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相生相宜,展现出新颖奇巧、精美华贵、雅俗共赏、情趣意味等审美风格特征。     

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

地缘结构是建立在地缘关系要素之上的,既具有时代共性又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的功能有机体.作为东南中国核心的江南,本来是历代文人学者不断理想化的时空界限变动不定的历史文化区域,至明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兴起并渡海来华,东南中国与西北申国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江南区域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江南地缘结构开始发生近代转型,形成文化江南的内涵和外延,是今天划分近代江南历史地理范围的基本依据.江南范围有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和小(核心江南)三说,实为江南区域之一体三相.《禹贡》及《汉书·地理志》所说江南“三江”“五湖”水系,包括现在苏南、皖南、浙江和上海,皆属古代三江流域和近代江南区域,统称“三江江南”.     

论游船在长江三峡旅游中的主体作用及游船业发展战略

游船不仅是长江三峡旅游活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旅游载体,也是长江三峡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江三峡旅游中发挥着独特的主体作用。游船业的发展必须对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从业人员的素质结构进行深入改革,才能在长江三峡旅游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宗教因为受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士绅权利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虽然发展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管理与束缚,但是地方社会还是充分发挥了其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的方面,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同时,能动也表现在被民众心态影响过的地方宗教对于乡里生活的反作用当中。由此性质而生发的民间信仰对于江南市镇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公众事务处理,甚至是地方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明清江南社会的劝诫之风与龙门医世宗的思想革新

明末以来的江南社会充斥着浓郁的劝诫之风。朝廷、官府、士绅和平民共同参与了慈善的公共事务,而劝善的公共话语则由士绅阶层来主导。在与乡绅身份的重叠下,道门人士也积极投入到主导劝善话语的思想革新中来。虽共有士绅身份,道门和儒门在劝善话语建构中却存在着差异。在儒门刘宗周有名的"证人"劝善话语改造之后,道门闵一得开创了江南全真道一派强调身心炼养的"医世"劝善观,积极投入到明清江南社会劝善话语重塑的大潮中来。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１５％；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族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论胡塞尔现象学明见性领域及其实现方式

根据胡塞尔的最初设想 ,现象学的主要研究范围或者说服务领域是知识领域。而知识领域只能是一种具有明见性的领域。具体来说 ,就明见性领域而言 ,存在着从意向领域到生活世界的转向 ;就其实现方式而言 ,则存在着从多重直观到发生解释的过渡。这一方面体现出胡塞尔的现象学所经历的由早期静态现象学即本质的、描述的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即构造的、解释的现象学的特殊转换之内在要求 ,一方面也标识着 ,在其多重的自身给予方式方面 ,“明见性”对胡塞尔来说已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的标题 :他的思想的每一阶段都是在寻找知识的明见性基础 ,然而明见性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 ,它必须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和策略 ,得到合理性的给出与辩护。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利用

我国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是自汉、唐以来人地关系日益尖锐的结果。文章在分析了当时土地利用方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形成土地集约化经营趋势日趋明显的原因进行了论述 ,并从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得出启示 :我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溺女问题初探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溺女成风,无论是官府的禁止还是民间的劝诫,都不能阻止溺女风气的蔓延。其原因在于:经济拮据,抚养维艰;陪嫁丰厚,无力支付;贵男贱女的观念作祟。溺女导致了男女比例的失调,从而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许多男子不能婚配而鳏居终身,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定;助长了买婚卖婚的风气;抑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     

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

明中叶至清代,江南婚礼消费呈现的奢侈性、僭拟性、时尚性、两极化和亚文化差异等特征,既具有从物质匮乏社会向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地缘性色彩。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是江南婚礼消费之呈上述特点的推进力量。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刺激生产。婚礼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方面,如过热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江南商品生产,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论明清封建政府的消费政策及其对江南服务业的影响

明清政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赋税的征收、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以及社会风化,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对民众消费基本上采取抑制的态度。他们固守祖宗成法,不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娱乐天性,强行将人们消费行为严格限定在礼的范围内,限制某类人或不同等级的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体制上也不利于江南消费品生产和技术创新,从而限制了国内生产规模,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力非常有限。但客观地说,江南地方政府的某些消费政策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明清时期陕南农业商品化发展及其成因

明清时期是陕南农业商品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陕南地区的全面开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粮食产量的提高以及以农副产品、林副产品为主体的手工业的发展,陕南农业商品化出现了兴盛的发展势头,无论在内容上、规模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较早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对陕南农业开发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徽州的职业教育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呈现出一片全面繁荣的景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的职业教育。徽州人的职业思想教育表现为:破除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树立四民平等的意识,努力塑造子弟重义轻利、勤俭治生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徽州人还通过著书的方式将经商经验留给他人,通过合作与雇佣等关系对同族子弟给予帮教,还用家训、家规等手段在两代人之间完成生产管理经验的传承。     

论明清时期沅水中游地区的商贸发展与江右商人

明清时期江右商人广泛地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进入沅水流域较早的商帮之一。位于沅水中游地区的湘西自治州境内存在着大量的万寿宫遗址,展现了该地区江右商人的活动印记。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沅水中游地区是江右商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沅水流域丰富的物产、水陆交通的改善吸引了大批江右商人来此行商,而江右商人在沅水流域的频繁商贸活动推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社会发展。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具有以下特点:水权有一定的法律体系作保障,而且非正式的法律体系充分发展,构成水权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律严禁水权买卖,尤其是严禁不经登记的私相买卖,但水权买卖的行为在事实上又长期存在;保证灌溉用水优先,而且详细规定用水顺序和分水原则、分水办法;享受水使用权和承担水民事责任相一致;对水利管理人员严加约束,违规者受罚。这些特点对今天的水权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明清陕北市镇初探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推动下,陕北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较有特点的市镇,按其形成原因可划分为交通型市镇、军事型市镇、边界型市镇,据其经济层级又可区分为标准市镇、中心市镇和地方城市。战争平息之后,这些市镇的存在与兴衰,主要与地域经济有关。     

试析明清小说中的“劝化”及其文本形式

阐述了明清小说中浓厚的说教色彩及其道德伦理中的因果报应、人格劝化与子弟培养等＂劝化＂的基本内容,分析了明清小说中体现＂劝化＂的主要文本形式,包括从题名上彰显劝化的思想,入话是当时表露作品劝化主旨的主要形式,巧用诗句及尾评是其劝化的表现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明清小说的劝化思想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