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主要由悲剧组成,是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发轫、成长和成熟期,其中包括了他五四时期的史剧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丰收和艺术的成熟。之所以称为丰收和成熟,主要是指郭沫若创作出一系列悲剧作品,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总结出较系统的历史悲剧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悲剧创作的思想及艺术水准。这个贡献,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开创了我国历史悲剧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新天地。正及于此,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已写出大量论文与专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遗憾的是,对郭沫若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悲剧观的探讨,就显得不足或忽略了。本文就此想作一试笔,以求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南冠草》简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坛上最光辉的巨星之一。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那么,抗战时期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在第一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的诗集《女神》,对我国新诗坛具有开创意义。而在第二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写的六部历史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1943年3月写的五幕剧《南冠草》,在我国戏剧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史剧中,作家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卖国、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是这些历史剧的共同主题。《南冠草》就是描述1647年6、7月间夏完淳被捕并壮烈牺牲的一段历程,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悲剧。     

“空军诗人”和他的《抗倭集》

一九四二年,郭沫若著名历史剧《屈原》的创作和演出,曾轰动了山城重庆,震惊了中外文坛。单是由演出引起的各界人士的唱和赠答诗,在报刊上发表的就有一百余首。这些唱和赠答诗,既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艺评论,又是一次学习屈原(《屈原》),宣传屈原(《屈原》),保卫屈原(《屈原》)的重要战斗,值得大书特书。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其中一位唱和诗作者的简况,以见一斑。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钩沉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创作与他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西方诗剧的翻译,郭沫若产生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并进而完成系列体裁的历史剧创作.受西方诗剧翻译的影响,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借助于现代生命意识的张扬回应五四文学的命题,还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人物构造,以及"情调"勾勒等方面都做出历史性的探索.通过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关系的辨析,全面阐释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群体具有借鉴性的价值.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宣传作用

从抗战这一历史背景下,看郭沫若所创作的六大历史剧的宣传作用。主要对这六大历史剧进行了分析,结合剧本演出后社会各界的的反响来看作品的宣传功能性。     

郭沫若的悲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郭沫若的悲剧观与西方的悲剧大师们的诸多观点是相左的。它有其自身的特色,那就是它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影响,颇具个性和自成体系。一、郭沫若的悲剧观郭沫若的悲剧观,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所谓早期,就是五四时期前后。这时期的悲剧创作,主要以《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为代表。这三部悲剧,后来被作者编在一个集子里,合称《三个叛逆的女性》。反抗父权的卓文君,反抗君权的王昭君,反抗阶级压迫的聂婪,从三个不同的角     

《孔雀胆》主题辨析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六部历史剧,恐怕以《孔雀胆》较为特殊,无论在创作动机,还是人物和题材的选取和处理上,都与其他的五部历史剧有所不同。作家是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创作此剧的。当他把第一稿(以下称为《征求意见本》)拿出来征求意见时,就曾经引起若干争议,主要意见是认为主题存在问题。后来经过作家几次修改,人们仍未消除对《孔雀胆》主题的争议。直到今天,仍有人对此剧的主题“有相当的保留”。剧本最初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首演,演出效果十分成功。抗战时期在昆明演出过,仍然比较吸引观众。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再度公演,并在电台广播了实况录音,     

鲁迅、郭沫若对悲剧理论的贡献

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观有很大的不同,创作风格也迥然有别.鲁迅的小说主要写"下层社会的不幸",郭沫若写的多是"历史转换期"的大悲剧;郭沫若的悲剧人物比较单一,鲁迅的悲剧人物则具有多样性.但是,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理论与实践,在差异和互补中共同为中国现代悲剧理论奠定了基础.     

诗与政治的共鸣: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抗战历史剧是郭沫若凭借审美激情对黑暗政治的抗议,是他的政治遇挫在戏剧艺术王国的一次艺术移情。在审美与政治较完美融合品格基础上,剧作充分展示了郭沫若独立自足的人文立场。1940年代的郭沫若凭借"内心的要求"和文人知识分子天性,向黑暗发出了对人的自由本质、人性崇高品格的呼唤。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君子、小人人格的新探索——对郭沫若《武则天》的一种解读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大体上是文人与政治。从诗剧《女神》,到历史剧《屈原》,再到《蔡文姬》,我们往往习惯于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一次高峰,将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二次高峰,而很少去研究他的后期剧作。的确,他在建国前的剧作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勇猛热情与灼人的青春气息曾震撼过几代青年人的心灵,似乎郭沫若就代表着凤凰涅槃般非常富有时代化气息的青年,以至于无论哪一代的青年读者都很容易把郭沫若看作自己的同代人,而无法想象郭沫若也有他的老年期。而实际上,郭沫若不仅有他热情奔放的青年期,同时也有他深邃成熟的老年期。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郭沫若的后期剧作,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前期创作以及后期作家本人内心的孤独。作为一个始终热切注视社会政治的文学家,与时代密不可分的政治家,他后期的思索肯定蕴藏着前期探讨所缺少的深层意蕴。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从二十年代走到六     

郭沫若的《月光》与陈慎侯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但对于他的唯一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独幕剧《月光》,知道和熟悉的人就不多了,而对于郭老以《月光》为之献祭的陈慎侯,了解的人似乎更少.辑录一点有关的材料提供给读者,对于全面了解郭老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或许不无裨益.《月光》写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同年十月一日的上海中华学艺社《学艺》第四卷第四期上,后由作者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星空》诗集.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七卷本《沫若文集》时,《月光》却未收入.这大概也     

莎士比亚历史剧艺术探幽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生涯中,同喜剧、悲剧等艺术成就相比,他的历史剧常常被忽略。本文从分析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的艺术成就入手,探索了莎翁对写作历史剧基本原则的新的创见。     

郭沫若与楚文化

本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     

略论郭沫若的翻案剧

四十年代,郭沫若曾以写历史悲剧闻名于世。解放后,郭沫若先后写过两部史剧,即《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史剧都是翻案剧。前者替曹操翻案,后者替女性人物翻案。郭沫若为什由写历史悲剧转而写翻案剧呢?他是怎样写历史翻案剧的?写翻案剧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一、为什么要写翻案剧?     

郭沫若史剧研究的新收获——读韩立群《郭沫若史剧创作论》

《郭沫若史剧创作论》(韩立群著),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近年来郭沫若史剧研究中的新收获.《郭沫若史剧创作论》不是对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般性阐释,它是从文艺美学的理论高度出发,在对郭沫若史剧作品的具体感受和理解以及各部作品相互联系的整体把握中来研究郭沫若的史剧创作的.因此,本书的重要特点首先在于理论的深刻及结构的完整.本书从史剧创作的"真实性"这一最基本的美学问题出发,以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对史剧"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思考,提出了     

理性审视 开拓创新——评周海波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

周海波的近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以下简称《王国》)是一部系统地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文化学阐释,并试图探究其文化命题中蕴含的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展示了作者在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上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进取探索的勇气。     

《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日本改编后由“前进座”剧团数次公演，并在中日之间展开交流、讨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战后日本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学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