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论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创作和传播、内容和艺术都具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游艺风俗推动了汉赋的创作和传播;汉赋多方面地描写和反映了时人的游艺生活和娱乐用品;汉赋反话正说的艺术手法与汉代倡优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汉人以辞赋娱悦耳目的风习是造成汉赋奇丽之美的因素之一.     

近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

对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研究,相对于楚辞汉赋的研究来说,历来就显得薄弱。近十年的有情况所改变,研究论文,论著的数量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无论是注意面还是研究深度都有所拓展。例如马积高的《赋史》就专以两章六节的篇幅探讨了这一阶段的赋作特点、作家、作品的详细情况;高光复撰有《建安辞赋述略》、《建安时期赋风的转变》、《晋代辞赋述略》、《南北朝辞赋述略》等文,对这一阶段辞赋的情况作了钩稽和概述;曹道衡的《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指出了魏晋后抒情小赋较之汉赋在抒情、风格、声律对偶等方面的进步;刘树清的《我国古代文苑中的珍珠玫瑰——试论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艺术特色》掼出了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四大艺术特色等等,这些都体现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

理学思潮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大致可分为观念的渗透和思维方式的浸渍两个方面。观念的渗透方面,张载的《鞠歌行》、吕大临的《拟招》等辞赋表现了承圣情怀;王回、鲜于等人的辞赋宣扬理学教义;周敦颐等人的辞赋则表现了修养心性的内省体验。思维方式的浸渍方面,传道明心的思维模式对辞赋的语言风格具有影响;理学类推、遍观的修养方式对辞赋创作的艺术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物观物的体物方法对辞赋的艺术表现亦有影响。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曹植辞赋艺术特征简论

曹植辞赋较之汉赋有着显著不同的艺术特征。在美学风貌上,植赋以纤小为美,以阴柔为美,以哀怨为美;在抒情方面,表现出无比强烈的个性色彩;在语言运用上,植赋明显地表现出骄俪化倾向。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辞赋三论:观念、分期与艺术特征

梳理汉魏六朝的辞赋观念、历史分期和艺术特征,是该时期辞赋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围绕着辞赋的源流、发展分期、价值功能、文体形式等,当时已形成了一定的辞赋观念。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发展演变,则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元嘉、永明、梁陈七个历史时期,北朝作为一个在空间和政权上与南朝相对立的历史阶段,在辞赋发展史上表现出了相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至于在辞赋的创作倾向上,则显示出了回归诗骚的抒情传统、辨名析理的玄学化以及因为诗赋互渗所表现出的文类新变现象。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论晁补之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作家中,晁补之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的辞赋作家和辞赋研究家,其成就主要在骚体的创作和楚辞的研究方面。晁补之的辞赋观颇有独到之处,他没有把屈原的作品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将其视为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创作楚辞也不单单是文学创作,而是在发扬忠君的精神。他的辞赋很少涉足现实政治内容,而是着重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种种感受。和同时代作家的辞赋相比,他的辞赋哲理思考的成分要少些。晁氏赋作长于罗列词汇,铺张扬厉;善于谋篇布局,追求萦纡曲折的结构。他还擅长模仿,对前人、别人的辞赋往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     

略论建安辞赋观的转变

建安时期是赋学观念的转折期。建安赋论重视赋的艺术功用 ;强调赋的抒情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 ,建安文人主张对汉赋的“华丽”进行批判继承 ;在题材选择方面 ,他们要求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拓宽选材领域。建安时期辞赋观的转捩 ,是时代环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

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但流传至今,完整的作品只有百余篇.散佚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后代对辞赋的经典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汉魏六朝时期而言,由于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使许多无消费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冷落,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并成为经典.     

评汉代的两种辞赋观

汉人对汉赋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一种是向后看,坚持儒家立场,(被歪曲了的)《诗经》的传统,经学的写作原则,视辞赋为宣传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工具,其代表人物为扬雄、王充等等。另一种的观点与态度正与此相反,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文学艺术创作实际出发,要求辞赋从经学的桎梏申解放出来,发展完善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其代表人物为司马相如、汉武帝刘彻等。     

明朝庶吉士制度与馆课赋

明朝庶吉士制度是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的制度,自永乐时专属翰林院,经过不断发展,到万历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此制度虽然在选才方面有弊端,却意外刺激了文学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在庶吉士馆课制度下,产生了馆课文学,馆课赋是其中之一。七子复古派"唐无赋"的主张对明朝辞赋影响很大,赋艺上"祖骚宗汉""不废六朝",而在馆课赋中仍"祖骚宗汉",并无对六朝骈赋的模拟。明朝后期,反复古派对唐律赋、宋文赋的关注渗透到馆课赋中,在骚体赋和汉赋体之外,出现了一些律赋,而复古派在馆课赋中也有律赋创作。在赋学领域,两派并非畛域分明。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汉代六赋写梦述评

汉赋是汉代创新的文学形式,是汉代文学的主潮之一。汉赋名家和名作,在创作思想与艺术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尽管汉赋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文学史上却自有其重要地位。从梦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早在先秦时期,写梦就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色,《诗经》中的《斯干》、《无羊》,《庄子》的梦理论与梦寓言,《左传》的大量记梦,屈原的“梦登天”(《惜诵》)等,便是其代表。汉赋继承了先秦写梦的传统,并有新的开拓。一是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写梦之作:王延寿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