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差等与契约平等──有关分配正义的政治伦理思想比较

分配正义是当代政治伦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较为著名的代表思想可以举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诺齐克的拥有正义和瓦尔泽的多元正义三种。分配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涉及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收入的分配，关系到各种社会基本资源在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分配。这些首要资源的分配将决定此后的生活方式和收入分配等等，所以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或国家大法的主要内容。正因为此，自古以来，政治伦理学者中有不少人以“理想立法家”为己任，在分配正义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模式，期望能为社会基本分配制度奠定理想的基础。…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若干思考

20世纪晚期以来,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研究占有核心位置。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争论,近年来有关马克思有没有正义理论以及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意涵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回答和解决了"为谁分配"、"谁来分配"和"分配的依据"三个核心问题:"每个人"和"一切人"是其主体基础;自由人"联合体"是其制度保障;"自由发展"是其价值目标。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罗尔斯《正义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的伦理基础.罗尔斯《正义论》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种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路径是结构和谐、制度和谐、分配和谐,其中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义的制度是社会和谐的保障,正义的分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正义与应得

分配正义的标准是社会正义的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社会应按照平等分配,因为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在古代社会,社会按照应得分配,正义的本源意义即为应得.正义奖赏德性,道德应得是首义;应得以优秀之善为标准,它依赖于社会角色;共同体为应得确立实践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结构.道德应得、社会角色和共同体三者共同维系了应得作为分配正义原则之内在标准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基础.然而,道德应得已经消亡;惟有个人应得方具时代意义.     

历史中国的分配正义：实践与思想

在农耕大国的背景下,历史中国产生了以"均平"为代表的有关分配正义的实践与思想。农耕中国的特征,决定了分配正义必须同时考虑"家"(村落)和"国"两种共同体的需求。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有关土地和赋役的分配,其目标在于既要促成大政治共同体的发生,又要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稳定和互助。在思想层面,儒家的"不患贫而患不均"注意到分配正义只可能存在于"家"和"国"(而非"天下")的共同体中,并充分考虑了村落共同体中的分配难题。分析中国传统的分配正义,可以打通中西学术对此话题的交流,也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分配正义实践同样具有理论意义。     

"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

"正义"始终是西方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基于道德情感主义的关怀伦理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社会正义问题缺乏关注。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认为缺乏正义的关怀伦理是不完整的。他将"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宗教、分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国际关系都需要建立在"移情"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实现正义。道德情感主义正义理论受女权主义发展的影响,被看作是女性声音的体现;它与当代自由主义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然而,由于移情的偏袒性,其正义理论很难做到机会均等,因而受到很大的质疑。     

共同富裕的正义追寻及其公共守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分配正义,财富分配的正义与非正义议题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先贤韦伯到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都在宏大正义理论的细节之处对分配正义作出了具体的、历史的、逻辑的回答,从理论上建构了市场初次分配、政府再次分配、社会三次分配的实践逻辑。在通往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征程中,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能够有效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之问”,为财富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按劳分配”的正义观和“按需分配”的后正义观指引。这种分配正义通过由价值共同体、财产共同体和权益共同体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而确立统一的制度安排和良善秩序,能够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理解共同富裕分配正义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逻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     

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富裕对正义的彰显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至高目标,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正义目标。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实现共同富裕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目标指向,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的重构,而且是社会正义的追求,彰显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正义、分配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正义等社会价值。其中,生产正义是共同富裕内蕴的正义基底价值,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内蕴的正义核心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正义是共同富裕内蕴的正义终极价值。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中的社会主义与市场──兼探分配正义的差别原则

在分配正义或经济正义问题上，当代西方流行着三种理论模式，即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正义论，社会主义的平等正义论，新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论。它们分别用自由、平等和公平来界定正义。其中，公平正义论的首席发言人当推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Rawls）。他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看作是20世纪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性巨制。此书把“正义”理解为“公平”，经过复杂的论证，提出一套包括基本原则和程序原则在内的正义原则体系。这套原则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基本制度，但它强调社会有责任通过再分配来照顾和改善“最不利者…     

实现分配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分配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本文就实现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分配正义的原则、目前分配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和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谈一些看法。     

共同富裕与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关乎共同富裕和分配正义的实现程度。共同富裕、分配正义、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形成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整体性变革过程,包括再分配观念现代化、税收现代化、社会保障现代化、转移支付现代化等质性规定。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等规范性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合乎理性的规则体系和能力体系的基础之上。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公平正义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根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罗尔斯提出的以"两个原则"为核心的正义理论,很好地回答了社会基本物品的公正分配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公平正义的社会是历代中国人的梦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观念自身的局限、缺少制度安排等原因,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当前,通过完善和保障制度正义、利用公共政策着力解决现实中的不公正问题,几千年来的公平正义中国梦具备了实现的基础。然而,唯有通过持续、深入的改革,才能逐步解决当前社会的不公正问题,从根本上推动公平正义中国梦的实现。     

分配正义问题的实践视野与生态视野

分配正义问题的生态视野与马克思的实践视野在对象、立场、方法、解决方案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又具有哲学上的超越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在生态视野中,分配正义问题的哲学基础和前提从自由主义和财产私有原则转向更为深层的生态原则,从而揭示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力和贡献原则背后的生态结构。分配正义遵循生态原则而展开,由此,多元社会体制下多种分配形式诸要素及其关系的正义性问题在生态视野中得到重新梳理。     

论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的分配正义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和增进承担义务,分配正义就当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同要素参与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分层是作为社会分配基础形式的企业分配差距产生的基本原因,阶层间良性互动是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实现分配正义的基本要求.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保护、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以及不同劳动者之间分配调节,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分配正义的基本路径.     

“分配正义”三题

当代中国语境下分配正义的具体问题应从政治正义的维度,以弱势群体问题为切入进行思考,即:应当从制度变迁成本担当与收益享有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形成的特殊性,弱势群体应当享有与其成本担当相应的收益;社会二次分配能够从契约论得到合理解释,它是不同群体的互惠过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不应仅是基于道义的,更应是基于政治正义的补偿正义.     

社会保障中的法律正义观及其实现

正义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主要通过分配权利的方式来确立正义,体现正义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是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减压阀,暗合法律正义的基本精神。中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一种歧视性的待遇,不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主要依靠生育儿女养老,国家生育政策难获认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赋予农民完整的公民权,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律正义的要求。     

从哲学变革视角考察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正义观的超越

马克思在其哲学变革基础上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正义观的超越。从形式看,西方传统正义观都从某种原则(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思辨地阐释正义问题——只是观念正义、形式正义、原则正义;马克思正义观把正义问题置于实践中考察,是实践正义,揭示的是事实正义、现实正义、实质正义。从内容看,西方传统正义观由于其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形式,正义在它那里成了抽掉正义的具体实践内容的空洞普遍性,只能存在于先验理性之中,无法在经验世界获得意义,无法对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有实质改变;马克思正义观则是通过实践批判资本主义种种非正义现象来揭示正义的核心问题——物质利益问题、物质利益问题的关键——分配问题、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内容——分配正义,揭示资本主义一切非正义现象的根源——私有制,因此,消灭私有制及由私有制引发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现象就成了马克思毕生的正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