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个性与人性并存的另类抗战叙事——解读《姥爷的抗战》

鲍光满的长篇小说《姥爷的抗战》,承继了传统英雄主义小说的主题,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姥爷如何从一介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成长为天津抗日英雄＂老枪＂的传奇故事,形成了时空交织调查模式下个人言说的独特叙事模式。小说文本设定了＂我＂姥爷知识分子、慈父、多情者等多重角色,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也对丰富的人性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是作家在新时期对历史、战争与人性的思考与重构。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1年日本在中国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中国抗战对象——日本所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以及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的认定,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成为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有力支持了苏军对德作战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驼峰线的开辟和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进一步证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中国坚持抗战和远征军表现出的国际合作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付出的巨大牺牲,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五个重要国家之一,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恰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承认,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社会性别角色的转换与妇女解放——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研究的一个侧面

本文以近代长三角地区为中心,从走出家庭转换社会性别角色的角度,就打工妹群体摆脱家庭束缚,做厂打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挣脱传统婚姻家庭的桎梏追求婚姻自由诸方面,审视打工妹现象之于妇女解放的影响,认为打工妹转换社会角色走出家庭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打工妹现象既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尽管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妇女解放处于初级阶段,但为妇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和宽广拓展奠定了基础,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容忽视。     

滑稽与恐怖——论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独特侧面,兼及其文化精神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兼文学家,但世人对其思想的理解,虽不乏真知灼见,却也存在不少误解.故本文试图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独特侧面的探究,即其对于文学中滑稽因素的赞赏和对恐怖因素的反对,来探讨周氏思想的某些真正本质所在,即周氏思想所具有的继承自古希腊精神的光明的、乐观的、富于生命力的特质,以期澄清某些误解,从而对了解周作人这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汉宋之争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移与权变——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侧面观察

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一面已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但其思想中的另一面仍未得到足够重视。自1935年始,周作人猛烈地攻击宋学,同时将一批清代的儒者引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这里面既有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也包含着面向现实的隐微表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周氏看来,经历了"五四"之后,困扰中国人已久的"道德哲学空壳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此,他不得不拣取思想资源以建构一套"新道德哲学"。周作人的"新道德哲学"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理存于欲"的思想,并将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因素掺入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根本矛盾。     

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的交往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关注西藏发展的一个侧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交往频繁。这种交往,反映了中共对国家统一和西藏发展的深切关注,体现了党在民族、宗教、自由、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鲜明立场。本文以文献梳理为基础,探析了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视关注。     

论北京回人礼拜寺对杭州凤凰寺的模仿与改易——清乾隆时期边疆治理的一个侧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则档案说明,乾隆二十八年(1763)北京敕建的回人礼拜寺的建筑样式,参考了明清以来汉地最为知名的清真寺——杭州凤凰寺。其中门楼参照、保留了凤凰寺的伊斯兰风格。结合文献和图像可以看出,回人礼拜寺的大殿并未依照凤凰寺的伊斯兰式穹隆形顶而建,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汉地风格。礼拜寺建筑风格的融合取舍,是乾隆朝边疆治理策略的侧面折射,体现出清中叶多民族国家统合进程中的文化考量。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通过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高校中设立党部及对出国教授进行政治集训等方式,加强对知识精英的操纵和控制。但大学教授在国民党化过程中种种表现只能看做是其拥护抗战的政治姿态,并不能说明教授已经成为国民党忠实的追随者,从结果来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也并不成功。     

抗战时期语言学家对云南语言的调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民族语言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共调查了98个县,123个方言点,对傣语、藏缅语、苗瑶语、孟高棉语、撒尼倮语、纳西语、怒语等作了全面描写,对我国民族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期间中英围绕中印交通问题之西藏交涉

文章以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了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围绕修筑中印公路问题就“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以修筑中印公路为契机,加强对西藏地方主权统辖。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竭力阻挠公路的修筑,并企图以所谓西藏地位问题与筑路计划挂钩。同时,英国还唆使西藏噶厦干扰中印驮运线的开通。英国的阻挠最终导致了中印公路计划的流产,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抗战时期顾颉刚与钱穆学术理念的离合

抗战时期,学人群聚西南,身历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学人们大都努力将自身所学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由于学术理念的相异,同归殊途的分化在所难免。顾颉刚与钱穆,本着抗战前相近的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相聚成都,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然而由于各自治学重心的偏转,两人在通史编撰的理念、历史教育的目的以及治学门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合作也相当有限。两人学术理念的离合是与时代环境的变幻息息相关的。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     

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

鸦片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南京政府建立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继续发展,逐步取得实质性成果,迄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废约目标最终得以基本实现。抗战时期,中外条约关系由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根本性变化,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术界有关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该时期条约关系尚无专题论述。对此作一全面探讨,不仅可深入了解该时期条约关系变化的全貌,且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以及认识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规律,亦不无裨助。     

概念·内容·史料:抗战区域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从广义上看,抗战区域史就是地方或地区抗战史。狭义上的抗战区域研究是指抗战时期关涉地域空间范围,与本区域、他区域或抗战全局,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密切关联的议题探讨。研究抗战区域史,在内容的把握上,一方面要揭示区域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要突出本区域内抗战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在抗战区域研究中,除了传统史料以外,还要重视非传统文献的应用,并进行包括实地走访验证和采集当事人口述史料的田野调查。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所有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只有和民众之间进行良好的政治沟通,才能取得民众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极其注重加强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大众传媒的发展;并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权体制及各种群团组织,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获得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