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曾琦与梁启超的关系

曾琦心仪梁启超,列其门墙。由于对研究系期望颇殷,曾琦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之后,与研究系走得非常近。其间的曲折促使曾琦另谋发展。梁启超退出政治,仍不忘情政治。屡屡受挫,似应歇手。但国共合作局面下的激进态势,催逼梁启超欲罢不能。曾琦等回国发展,且声势颇著,双方有联手之意,然梁启超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政治事业只得俟诸后生。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流亡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十分深远的人物,这样说并不是由于他取得了多少改变历史的事功,而是由于他那独具特色的宪政思想.诚然,如同其整个政治思想一样,梁的宪政思想也具有"善变"的特点,但他的善变与其说是出于"太无成见"的思想性格,不如说是根据其日益更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所进行的自我调适和择善而从.他的调适始终围绕着一个既定的中国目标,那就是:易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变传统封建帝国为近代宪政国家.鉴于梁的宪政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虽已受到一定的重视但研究尚嫌不够,同时鉴于梁氏亡日期间特别是自离开祖国至1907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梁氏就宪政问题进行集中思考和理论阐发的时期,本文以为有必要对上述时期梁氏宪政思想作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匾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

国家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发为一种巨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大力鼓捣和呼号。本文意欲切入文本,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对梁启超政治小说中的国家主义诉求予以剖析和释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国家主义思想对当时后世创作的影响。     

国家主义与 "联俄与仇俄" 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上)

五卅运动及其所昭示之大变局,直接导致"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内局势之无序及反帝爱国运动之勃兴,促成醒狮派异军突起,国家主义亦大行其道,并成为论争中之最强音和主旋律。研究系、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及相当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逐渐合流,趋向国家主义立场。包括亲俄派在内的所有论者,均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有其自利之目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此点又成为否定世界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之现实依据。除醒狮派以极右、无政府主义派以极左之面目指苏俄为中国之敌外,一般知识界在列强与苏俄之两相比较中,仍以苏俄"比较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大部分反对对俄采用"亲善主义",而赞同施用"外交政策";然反对"亲善主义",不必意味排斥联俄。称北方知识界整体转向"仇俄",并不符合实际。从五四时期之"友俄"、"亲俄"狂飙,到五卅时期反思并否定"亲善主义"以及"联某国"之思维,莫斯科之对华外交及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实为北方知识界之主要依据。     

梁启超与《中国之武士道》

解读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考察该书缡撰的思想与时代背景,可以发现梁启超在传统思想、日本文化以及现实关怀之间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思想动态.在武士道与国家主义的结合上,梁启超与日本知识分子共享了相同的时代背景,然而,其内在的推演原则却是极其不同的,不同原则背后蕴含着中日传统之间的根本差异;而在对理想"武士"的塑造中,来自日本武士道的视野,成为梁启超选择和关照春秋战国之武人的重要标准,然而这个标准主要并非学理上的移植,乃源于它与梁启超所处的实力世界的契合.在梁启超思想的形成中,交织着观念变迁与实力世界的影响,两者的关系难解难分.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科学文化观中的科学主义之维

梁启超的科学文化观不是铁板一块,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尽一致的特点。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至晚年思想的转变这一阶段,梁启超科学文化观所凸显出来的是其科学主义之维,这一认识对于深入理解梁氏晚年科学文化观转变的思想动因、更好地把握其科学文化观的全貌有重要意义。     

政治化与艺术化的纠葛碰撞--梁启超与黄人小说观比较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 ,梁氏小说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弊。黄人本着艺术性原则 ,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将小说由政治附庸重新拉回到了艺术审美的道路上来。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坚,立宪派领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这种政治活动家兼学者的双重身分,使他对我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梁氏思想是复杂、矛盾而多变,往往不容易把握其中心。本文拟通过梁氏对中国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就是主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了解他对近代思想解放潮流所持的看法,从而探索他在这个时代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研究梁氏思想的一个侧面。     

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     

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下)

苏俄对五卅运动之态度及运动所昭示之大变局,直接导致"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内局势之无序及反帝爱国运动之勃兴,促成醒狮派异军突起,国家主义亦大行其道,并成为论争中之最强音和主旋律.研究系、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以及相当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国粹主义者,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逐渐合流.包括亲俄派在内的所有论者.均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有其自利之目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此点又成为否定世界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之现实依据.除醒狮派以极右、无政府主义派以极左之面目指苏俄为中国之敌外,一般知识界在列强与苏俄之两相比较中,仍以苏俄"比较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大部分反对对俄采用"亲善主义",而赞同施用"外交政策".称北方知识界整体转向"仇俄",并不符合实际.从五四时期之"友俄"、"亲俄"狂飙,到五卅时期反思并否定"亲善主义"以及"联某国"之思维,一般知识界对俄态度之所以发生巨变,多缘于其对莫斯科内政外交(尤其是对华外交)之观感,以及对中国向何处去之认知.     

“吾先哲”精神的卫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学术独立之先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作为梁启超第一本综合评述中国学术思想著作,无论在体例、著述形式、写作模式方面均为彼时独特之创作。该本小著作虽系未完成之作,却打开了一扇关于“吾先哲”精神的独立之窗,其中隐隐透露梁氏学术独立之发端。旧书新读,不但在于回溯过往思想经典,更在于提取学术思想独立之源。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论梁启超的国会组织思想之流变

梁启超作为一名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国会思想产生较早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国会组织思想颇具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于其本身的流变不居中.梁氏一生中不断地在两院制与一院制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政治理想上的彷徨是随着其自身"在朝"或"在野"的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力图通过对梁启超在国会组织思想方面的变化作历史的考察,以便较真实地反映出梁启超作为一名宪政民主主义者心路历程的变化及其深层根源.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派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

民族自决概念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国家主义派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现实设计了民族自决的方案。在他们看来,民族自决的唯一出路是各族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是允许蒙、藏独立建国。其理论困境则是在军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存在深度紧张。透过国家主义派的民族自决论述,可以发现其鼓吹的"国家主义"接近于"公民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