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性、专家系统与信任——当代科学的公众信任危机探析

“风险”与“信任”是传统工业社会走向风险社会进程中的一对凸显问题。从“自反性”角度,研究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与信任结构转变的关系,并从科学认知和政治制度维度分析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的形成和出路可以看出,自反性既是威胁科学认知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基础稳定性的力量,加剧了信任危机;又是科学扩张以及建构主动信任的重要能力。“正”与“反”的张力建构了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关系,公众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科学传播的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传播

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悖论,公众的社会认知、群体价值与对科学的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技术和科学研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传播时遇到的认知偏见和认知公正等难题,极大地挑战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新的参与科学模式。科学传播困境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与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问题,需要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参与式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协助解决,并且优先需要对科学传播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哲学的传播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思考。科学哲学的理论视角不仅可以介入科学传播的核心问题,比如个体认识论与信念辩护、认识论信任与权威、群体认识论与认识论负担等;传播科学哲学同样可以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参与科学传播研究时,应该整合经验研究和理论框架,与其他学科一起诊断科学传播中的问题,从单一的描述性分析拓展到探寻机制解释,介入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     

现代政府信用及其建构的对策性选择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对公众在委托契约中赋予的期待和信任的责任感及其回应。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 ,就会产生信任危机 ,即政府信用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 ,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的困难以及政府本身的利益驱动和自利倾向就会表现为道德风险。要克服道德风险、增进政府信用 ,需要来自公众的以制度规则为基础的激励和约束 ;更有赖于政府自身在法治行政、责任行政和回应行政方面推进“善政”的努力。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理论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须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是,在改善政府信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政府本身,而忽略了公众,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政府信任改善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还离不开公众的理性怀疑,这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变,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向,需要在学理层面上给以分析和论证,这也是本文的理论旨趣所在.     

对中国律师职业信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以法律职业社会学为考察视角

当前我国律师职业界存在公共形象低以及公众不信任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理论来看,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信任是现代律师职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要素,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不信任的存在将会给我国法律职业化目标的实现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该问题的产生有着文化传统、职业化发展道路、律师业结构等多方面的背景,要解决该问题,必须立足于职业信任所产生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律师职业的职业责任来进行。     

放大还是缩小：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

信任与风险感知的关系研究已成为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已有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但是缺乏深入探讨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深刻改变人际信任,并形塑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针对雾霾问题提出风险感知维度、人际信任类型,构建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机制假设模型,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等方法,验证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分为三类:亲近人信任、周围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亲近人信任和周围人信任不仅对风险感知产生正向效应,而且通过人际交流对风险感知产生间接效应。陌生人信任会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负向效应。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差异化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影响的内在机理,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信任机制和信息机制,引导理性、科学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警察形象建设研究

在从传统行政管理到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过程中,公众与警方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成为塑造良好警察形象的社会基础。转型期警察形象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公众信任问题。基于社会学领域信任理论研究的广袤视野和深厚内涵,警察形象建设应有合适定位,并只有当合作型信任关系逐渐形成的时候,公众信任和警察形象建设才能达到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最佳状态"。     

信任、捐赠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

筹资困难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障碍之一就是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为此,有必要在确保非营利组织自身值得信任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具体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中介机构评估、媒体监督等渠道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以此提高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度,促进捐赠事业的发展。     

转基因食品抵触心理与调整对策

当今,公众的抵触是阻碍我国转基因食品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公众的抵触心理表现为质疑转基因食品本身安全性、引发的伦理问题和政府与科学家的目的。公众的抵触心理源于转基因食品潜在的风险、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降低及政治化、文化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对此提出建议:引导公众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知转基因食品;向公众科普;建立和维护公众与政府、科学家的信任;让公众自由选择转基因食品;媒体客观、真实、全面报道转基因食品议题。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多元复杂成因探析——以不信任为视角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之声日益高涨并引发信任危机,本文探析其背后的“不信任”问题及具体成因,为重塑并强化专家“信任”提供系统思路。研究结合多元互动情境解析公众对专家“不信任”的生成逻辑及运作机理,发现专家将其“建议”祛魅并投射于公众日常生活中,在拉近距离的同时又释放新的悬浮性和疏离感,由此触发“不信任”;而媒体在平台可供与利益交互中存在失范行为,以“单向度”与“片面化”的新闻传播裹挟公众感知,进而推深“不信任”。总体上,公众被卷入“信任-不信任”的矛盾转换之中。面对技术熔断难以荷载的群体极化,随之叠加的“不信任”也在倒逼“信任”的新发展,最终互构成一种“复线式循环”系统。     

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

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一种广义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在公共资源开发这种重大利益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众期望与实际获得认知的差异,引发政府信任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建设的核心在于政府自身能力建设,较少涉及外部公众认知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其实,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需要保持公众、政府与外部控制机制三者地位平等、循环互动。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学理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理应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自觉,忽略了公众在政府信任改善中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其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除了政府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公众能够自觉形成并秉持对政府的理性怀疑精神,唯此,政府信任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得以改善.这既是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变,也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向.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防范

一、问题的提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指慈善组织获取公众信任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慈善组织行为能力的积淀,体现了慈善组织的理念、诚信和具体服务的程度。同时,它也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评价,反映着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满意度和信任度。①作为一种社会信任系统,作为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作为民众信任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公信力已经成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慈善组织能否公开透明运转,慈善组织内部的廉洁与否,其成员的社会声誉如何,都将关系到捐助者的精神满足程度,进而对慈善行为     

刑事司法人工智能信任及其构建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工智能会面临不被信任的现实困境。目前，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质疑主要集中于违背“同案同判”原则的“算法歧视”。然而，“歧视”并非人工智能所特有，它往往从过往决策者(法官)裁判中继承而来。在完成诸多特定任务时，人工智能往往比人类法官表现更优，在决策的准确性、检偏去偏以及不同目标权衡上具有巨大潜力。面对刑事司法中人工智能不被信任的困境时，我们更应关注感知层面的公正匮乏问题。究其根源，导致人们对司法人工智能不信任的因素主要有：司法大数据导致的“不公”易于识别、人工智能缺乏权威合法性和程序中缺乏感知正义。因此，为提升公众对司法人工智能的信任，应坚持具有权威合法性的法官的决策主体地位，同时采用人工智能增强法官能力，提高司法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论理论信任的验前评价

理论的确证与理论的信任有密切关系,但不能说理论的确证是理论信任的充分条件。已获得一定确证度的理论,并不必然引起人们对该理论的信任或信任度的提高。应该承认,理论信任含有先验的约定成分。事实上,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家个人常常在理论检验之前就可能开始信任该理论了。这种验前信任常常用理论的普适性和逻辑简单性、理论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以及理论预言的新颖性和精确度等来加以评价。当然,理论的验后信任较验前信任更能引起科学家的重视。经受过经验检验的理论更能激起科学家的信任,也更有利于科学家接受该理论。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交互作用的混和结果,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文学史哲学:性质、对象与意义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Windel Band)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工作的目标,都是把自己的特殊对象推到一个更广的范围里去,用一些更一般的观点来解决个别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论,哲学与其他科学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其他科学可以采取一种信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