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加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6月7日，记者从甘肃省政府有关部门获悉，从今年起该省将进一步加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力度，每年用于整村推进项目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60％，加上信贷扶贫资金和群众投工投劳，争取每个村投入200万元左右。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产业振兴：村集体产业主体的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以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为例

村集体产业发展主体包括政府、村集体组织、企业和农户。在欠发达地区，村集体产业多源自政府产业扶贫项目，前期主要由政府主导发展。对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的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阶段，必须依靠多重主体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具体体现为：政府要转变角色和职能，由主导发展变成辅助发展；村集体要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强调自主性；产业发展要依靠市场运作，企业市场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发挥农户参与经营可以避免产业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强调农户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     

财政扶贫资金效益评价模型的构造及其应用研究

财政扶贫资金通过集中对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投入,促进贫困户的脱贫和收入的增加。为了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贫困户的脱贫和增收所起的作用以及效益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利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向与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起评价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模型,并以哈尔滨三批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情况,应用建立的效益评价模型,对哈尔滨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     

基于SFIC模型的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养殖产业脱贫为例

后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成为必然选择.多元主体基于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行动逻辑,在实践中极易偏离目标靶向导致"无效扶贫".以山东省R镇X村的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为例,运用SFIC模型,提出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乡镇政府牵头、村民配合、村干部参与和龙头企业积极带动的"一核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研究发现,党委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核心人物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诉求差异,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思路.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

税改之后，各种资金依靠“条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自上而下输入农村，“项目治理”开始兴起，在扶贫领域也不例外。以华北W贫困县“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竞争性项目为例，将扶贫项目的生成、申请、立项与落地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项目申请之前上级政府的“选择性平衡”导致了扶贫瞄准偏离；申请、立项环节发生了扶贫目标的置换与项目的盲目扩张；项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层社会的解体重组与扶贫资源的碎片化。而这背后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使然，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治理目标相背离。并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农村女性参政缺失的新制度政治学分析

从新制度政治学＂制度-行动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村民自治中女性参与缺失的根源在于观念与利益的交织下正式制度正反馈机制的强化和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历史惰性力导致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充满路径依赖的特性。应加强对各级政治精英的社会性别理论培训,积极制定与实施确保女性平等参与的各项政策,努力塑造具有平等性别价值观的乡村民众,在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中,稳步推进影响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路径依赖走向根本变迁。     

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以山西省Y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新模式。目前,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进入"冲刺期",通过山西省贫困县L县Y村的深入调研,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精准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发现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突出问题,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帮扶力量嵌入,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内生动力的"外导内生"式协同治理模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动精准扶贫提质增效。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经济欠发达农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问题的几点思考

国家推行“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注入了活力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是符合实际、与时俱进、科学有效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但是在欠发达农村 ,由于旧生育观念仍根深蒂固 ,保障机制不完善 ,农民后顾之忧难消除 ,以及集体经济匮乏等原因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推进十分缓慢 ,并存在着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村级组织不健全、干部素质不高、集体作用难发挥、计划生育自治措施难落实等问题。根据上述现状 ,笔者认为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需要着力解决思想…     

欠发达地区高职教育“五位一体”合作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要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目标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努力整合区域教育要素,以项目为纽带,把政府、企业、行业和农村紧密结合起来,实现院县、院企、院村和院校(所)"五位一体"紧密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不断推进教学改革,促进科技开发,提升社会服务的能力,这也是提高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角色探析——以Y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为例

贫困是我国当前大多数农村地区面临的共同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为了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启动了一系列的扶贫计划,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产业扶贫是近年来推行的扶贫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把政府的扶贫模式由以往＂授之以鱼＂转变为了＂授之以渔＂,有利于彻底消除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但是产业扶贫政策推行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结合政府在Y村推行产业扶贫政策中具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历程,通过分析政府在Y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具体行为,试图指出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以希望能对其他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启示。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欠发达地区扶贫事业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职能

确立市场化改革导向,是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扶贫事业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扶贫事业改革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欠发达地区生产力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过低的问题,仍然是当前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要确立欠发达地区扶贫事业改革的市场化理念。要进一步厘清政府职能,推进扶贫事业的市场化改革。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民参与村治事务不足并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分析认为,村民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其实遵循统一的行动逻辑:利益最大化逻辑、合法性逻辑和道义性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村民与村治组织之间形成了“强管理-弱互动”的关系结构。这种呈锁定状态的关系结构不利于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信任的维系,也导致村民在村治当中参与不足。为破解困境,需要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村民合法财产和相关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持续推进农村治理改革。     

新农村建设中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研究——以武汉市H村家园建设为例

资金投入是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进展和成效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武汉市H村的＂家园建设＂来看,政府和农民是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的主体,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农民支出为辅;公共财政投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农民的资金来源由家庭储蓄和私人借贷组成,其支出以家庭消费为主,二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但是由于政府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都是＂自上而下＂、大包大揽,造成农民缺乏积极性,普遍存在一种看客心态。新农村建设若要提高投资效率,迫切需要政府在项目决策和项目实施上加大农民的参与力度;同时,政府和农民均应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农村＂软件＂建设的投入力度。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项目化运作中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本文旨在探讨项目化运作中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运用了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方法,将X区内6家社会公益组织及其同一业务主管和业务指导的政府部门视为个案,通过访谈和分析,发现项目化运作中的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两种互动关系,即线性互动关系和并行互动关系.线性互动关系下的社会公益组织往往处于非项目驱动型组织向项目驱动型组织转型的过渡中.并行互动关系下的社会公益组织已经成为了项目驱动型社会公益组织.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培育和支持社会公益组织积极转型成为项目驱动型社会公益组织,是发展的趋势,也与我国“十二五纲要”中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规划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