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思潮内源性探究

启蒙思潮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相异,启蒙的任务不一。在西方,启蒙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中国启蒙的任务则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西方启蒙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本文以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中心,对西方启蒙思想发展与嬗变的内在理路作了梳理,并探讨了启蒙的偏差与纠偏问题.论文第一部分概述古希腊罗马启蒙思想的发展、成就与偏差;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偏差,指出基督教对希腊启蒙思想的纠偏作用;第三部分指出西方世俗人文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但与传统宗教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部分探讨基督教与人文主义融通的可能性.     

鲁迅小说对启蒙话语的勘测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社会变迁中各种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揭示传统社会话语结构中统治者话语对民间日常话语的控制与剥夺，启蒙话语与原统治者话语的斗争以及启蒙话语与民间日常话语间的裂痕．还显示了对启蒙话语本身的警惕。鲁迅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与勘测，也揭示了被遮蔽多时的中国文学自近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     

萧■父和中国启蒙哲学研究

本文阐述了著名学者萧(?)父先生力求以中国启蒙哲学专题研究作为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契入点和路径,揭示“以古代文化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根据和环节,不仅对启蒙哲学的概念作了新诠释,而且对中国启蒙哲学的阶段历程及中国启蒙哲学精神作出了新概括和新探索.萧(?)父先生的这一专题研究,是他数十年学术人生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的“再思索”与“新开发”.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李大钊学术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

李大钊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渊源的关系。李大钊既受到先秦儒家的主流学术思想与道家的非主流学术思想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学术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学术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不仅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 ,而且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创造了条件。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从反思启蒙心态到儒家价值的普世化期盼——杜维明启蒙观探微

反思启蒙心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通过发表文章、与诸多国内外学者对话等形式探讨和反思启蒙问题,试图揭露出启蒙盲点,从儒家传统价值资源中寻求新的普世化精神来回应启蒙困域。杜维明的启蒙观主要包括启蒙心态的反思与批判、反思启蒙立场的分疏、启蒙心态的中国境遇、助启蒙走出困境的儒家普世价值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启蒙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启蒙与革命的辩证统一。然而,各种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启蒙、革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把握始终有其片面和偏颇之处,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必须将启蒙与革命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审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具体而深入分析、批判导致两者关系误判的各种原因,唯有如此,才能还原启蒙与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内在统一和双向互动的本真关系样态,从而为现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国粹

前此“文化热”中,有以“启蒙”与“国粹”相对立者,以为国粹就是封建文化,启蒙既然反封建,自然也要反国粹,其实非也。本文先讨论启蒙的历史规定性,并对中国的启蒙思潮起于明清之际的传统看法提出异议。然后再来讨论“国粹”及其与“启蒙”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根据不同时期传统与启蒙因子的多少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划分为相对传统期、螺旋上升期、文化自觉期、创造性转化期和走向复杂化时期等五个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同启蒙运动的文化互化 ,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西方启蒙运动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话题。人们通常比较强调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强调理性主义的绝对价值,却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迥异态度。文章旨在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种宏观的和动态的考察,结合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传统与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希望能够得出某些对于当代中国启蒙历程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