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思考

由于当代"代议民主"的困顿,产生了参与民主理论,提供了公民大众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机会.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了社会对公民主体身份的尊重,有助于优化政府决策、改善官民关系.当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领域不断扩大,形式多样,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也面临多种挑战.应该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扩大公民对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     

从“群众参与”到“公民参与”——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群众参与＂模式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和垄断基础上。＂群众参与＂往往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而在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市场经济唤醒了民众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单位人＂开始向＂社区人＂转化。在实行社区自治,建设基层民主的背景下,政治、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要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即从＂群众参与＂走向＂公民参与＂。     

对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之分析

在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下,社区居民自治参与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社区居民本应在社区自治中发挥其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通过在h市、w市、j市、s市四个地方的调研,笔者却发现作为社区主体的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自治参与中是“缺位”的,城市居民自治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本文对自治参与不足现状进行剖析,力图从现有体制、观念与行为模式以及社区居民现代生活特征层面中寻找出其内在的原因,并尝试在参与体制创新、参与意识塑造与行为模式变革三方面提出务实的对策。     

中国城市社区的公民社会建设:一条新路径的考察

在中国城市社区,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着手进行的,但可以从理论上与实践中看到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条途径,其起点就是社区内更"草根"化的结社组织。从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区内的草根结社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大不相同的结果。自治组织更容易突出国家与社会消长性的权力关系,而从结社组织出发,可以引导出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建立自治组织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苛刻,而从结社组织入手,能够培育人们的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提高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含量。     

从公民参与网络看社区居民自治——兼谈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社区居民自治的经验

社区居民自治一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社区是多元化主体的聚合体,要使这一管理模式有效地运转起来不仅需要完善制度建设,更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罗村街道通过公民参与网络的构建,使居民们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同时,沟通合作,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把社区建设成为不同群体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有效实践社区居民自治的成功案例之一。     

自治组织的利益代表性与“业主居民”的社区参与

城市社会管理离不开居民的社区参与。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与居委会两个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来探寻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参与社区重要公共事务的自治;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不仅积极性不高而且具有＂假性参与＂的特征。导致上述参与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业委会比居委会更能代表和维护业主居民的利益。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参与意识差,而在于参与期望与自治权缺失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把自治权力还给社区居民及其组织。     

寻求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统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

寻求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是现代民主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更多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的矛盾和对立。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从个体、共同体、国家三个层面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重构,突出了公民参与的教育、整合和制约功能。通过在地方事务、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中的公民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本文描述了这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另一个可资借鉴的视域。     

城市建设中的公民参与——杭州市的实践、经验及问题

从近些年许多城市的实践来看,重大城市建设工程,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仅靠政府一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引入民主参与的机制,依靠包括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在内的多元力量的参与。杭州市在一系列关乎民生的重大工程中,通过公民参与机制,政府不断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杭州的社会民主管理模式,城市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不仅有效地体现了民主,而且改善了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在杭州公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实践中,多元参与边界不清晰,公民参与之渠道、深度与广度以及限度还需要提升优化与提升。     

反腐败社会参与形式研究

社会参与是富有成效地推进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形式。在反腐败工作中,应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建立起反腐败工作的长效机制,使社会参与反腐败依法进行,保证积极稳妥推进反腐败工作进程。     

浅论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机制与措施

体现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和追求社会民主是公众参与规划的实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2 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制度 ,而我国的城市规划决策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传统管理模式 ,急需以法律的方式指导公众参与 ,并大力推进新式社区的建设 ,以求形成公众参与的切实有效的机制     

奥运的社会参与研究

本文认为市民的广泛参与是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坚实基础。通过数据分析与资料的梳理,作者发现:北京市民眼里的奥运会是一场"欢乐的盛会";赛场与家是他们观看奥运赛事的首选场所;市民在奥运参与方式上表现出了以传者为主导、非正式性与消遣性的特点。最后,作者建议以奥运的社会参与为契机培养中国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     

参与的必要性——走向现代儒家政治

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以道德为主要关注点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与那种认为儒家应局限于道德教育的观点相反,文章认为儒家必须发展出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参与是个人道德培养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独立性要求客观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克服.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政治和谐视野下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

政治和谐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培育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是实现政治和谐的重要手段。政治和谐的内在意蕴促生了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和谐政治文化蕴含着政治参与意识培育的生成要素;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体现了和谐发展的运行机制。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实力的壮大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人的政治自觉性,但从实际情况看,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政治地位一直未能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还未能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从而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中的部分人员存在明显的政治游离感,缺乏隶属管理和组织依靠,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也不畅通。这就要求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新制度,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各级统战部门要在思想上进行引导,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组织上进行管理,完善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组织依靠,在政治上给予安排,提高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     

Concurrent Participation in Federally-Funded Welfare Programs and Empowerment Toward Economic Self-Sufficiency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federal means-tested welfare programs on the attainment and maintenance of economic self-sufficiency. Using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IPP), this quasi-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compartmentalized 4216 low-income households into an intervention group (n?=?2436) and a comparison group (n?=?1780). Household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one or more welfare benefits for the most part of the 2008–2013 quinquennium. By contrast, those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 although eligible for these benefits – did not receive them. The survey respondents were measured repeatedly over a 56-month period to assess whether welfare receipt impacts their household income steadily beyond 150% of the federal poverty level, after controlling for known predictors. Multivariate analyses displayed medium effect sizes indicating that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ssistance did de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economic self-sufficiency. Macro-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stakeholders were discussed.     

Administrative Buy-in for User Participation in Managing Social Services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indings of a study conducted in Hong Kong on the value posit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regarding user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 management. Using a survey instrument to collect data from 642 service providers in an elderly service organization, the study explored whether or not the value position had an effect on the views of the service providers on the structural set-up for user participation, and whether the value posi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staff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non-professional staf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EF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ere applied in the analysis. The findings identify that administrative buy-in needed to support shared decision-making with the welfare service users has not been achieved in the studied organization, owing to the absence of value commitment to the user participation cause. As the professional staff was more supportive of values favoring user participation, the paper calls for an acculturation process that would be stimulated and led by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a participatory culture. The paper also recommends conducting similar study on a larger scale and qualitative inquiry into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values about user participation in fu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