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论“礼法合流”

从"法寓于礼"、"礼法分立"到"引礼入法","礼法合流"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流变。以礼为核心、人情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实现了自律性规范与他律性规范的整合,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辉,有其历史合理性。"礼法合流"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法的平等性丧失,以礼为核心的"法"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其二,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被混淆,造成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其三,法的客观性的丧失,执法官可以凭主观意志解释经文,由此形成"人情即法"的传统。历史警示我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能对人性存有丝毫的侥幸,且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撑。只有秉承理性精神,完成从"重关系"到"重契约"的转变,方能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仙妓合流的文化意蕴——唐代爱情传奇片论

一仙妓合流,是唐代诗文中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对此现象,学术界迄今未予足够的重视,仅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中偶有论及,他在阐述《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之含义时,指出: 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     

从合流到抗争——论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的蒋桂关系

抗战后期,桂系集团执行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参与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蒋桂由过去的矛盾和战争,逐步走向合流。但历史上很深的积怨使蒋桂这次合流难以长久维持,到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权、利之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度转化为对立和抗争。     

唐代后期私盐治理措施

自第五琦实行盐专卖法后,私盐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唐政府为应对私盐的消极作用,实施了一系列治理私盐的措施。改善官盐的经营环境;采用相关的法律措施;调整盐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消极作用。     

论唐代诗歌的“幽怨情结”

唐代诗歌中表现妇女“幽怨情结”的诗作很多,从其表现内容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闺情诗、宫怨诗、弃妇诗三类。诗中妇女哀怨凄婉的眼神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爱之火焰,是反抗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求。     

宋代台谏合流论

一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 ,非常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宋代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和谏院 ,简称台谏。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分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职。谏官组织机构至宋仁宗时始从中书省、门下省独立出来 ,称“谏院”。宋代中央监察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其变化之大 ,莫过于台谏逐渐合流为一。宋以前 ,御史的弹劾和谏官的谏诤 ,区别是很大的。谏诤对象为人君 ,弹劾对象则为文武百官 ;谏诤对事 ,弹劾对人 ;弹劾具有司法性质的强制力 ,谏诤没有约束力 ,只是对皇帝的建…     

唐代诗学“兴象”论发覆

"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在它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体验方式,从而受到唐代诗人的普遍认同与尊崇。唐代诗人从四个方面对"兴象"进行了阐释:"兴感",诗歌创作生发论;"兴象天然",诗歌创作特征论;"兴寄",诗歌创作反映论;"兴会",诗歌创作灵感论。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论唐代“女主”现象的终结

初盛唐胡风盛行,传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由此带来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武周革命”更是将女性地位推向巅峰.中唐时期,代表传统礼法的山东士族全面崛起.出自山东士族的妇女多守礼法,她们讲孝道、守贞节、重母仪,对唐代皇室和民间妇女观带来重要的影响,是武周时期“女主”现象得以终结的重要原因.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唐代后期土贡物产的流动

历史学院夏炎发表《试论唐后期土贡物产的地方流动——以地方官员的礼物馈赠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一文认为,在唐后期地方官员之间馈赠的礼物之中,有许多就是当地的土贡物产,这使得土贡的流动方向出现了新趋向。土贡物产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距离差异明显,近至同一州、同一道,远至跨州连郡。土贡物产的地方流动,使得土贡的地方性再次脱     

中国封建社会官商关系探论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透过它,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为什么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传统的抑商政策,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导致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之间,固然是矛盾的,封建政府因为商人在经济上“上争王者之利”,“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同时又恐其在政治上“生大奸”,因而采取加重赋税、贬抑地位、甚至强制剥夺等办法,横加打击。但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之间,又是同一的,他们千方百计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矛盾和同一这两种关系中,同一是其主要方面。本文拟从这里展开论述。     

论“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外交往的影响

论“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外交往的影响方亚光“安史之乱”（公元７５５～７６３年）是唐朝三百多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牵涉人物多，而且破坏性极大。它把原先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唐帝国搞成争斗不休、政局不稳和分裂的国家...     

论唐代“妇见舅姑礼”的变迁

妇见舅姑礼是婚姻中新出嫁的女子正式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的标志,舅姑皆亡者则在新婚三月后行庙见礼。唐代妇见舅姑礼相比于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法律上来说,唐代视未行庙见礼的新娘为妇,对在出嫁后三个月内死去的女子或称之为夫人,或称之为妇。唐代公主婚姻中的妇见舅姑礼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执行到受重视的变迁过程。     

略论唐代中后期江西文化的发展

江西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始于初唐。唐代中后期,是江西近二千年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其时,江西文化的发展,是宋代江西步入全国文化先进行列的前提条件。因此,探讨唐代中后期江西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吏部尚书在唐代后期的政治表现

唐代后期的重要职官吏部尚书在法理上具有应有的职能,与前期并无二致,但这时吏部制度已较成熟完备,而唐代官僚系统的中枢运行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尚书省职权与地位的也因之变动很大,吏部职能的体现并不如唐前期充分。在实际作为上,其担任者仍一定程度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有些吏部尚书发挥职权的影响颇值得关注。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吏部尚书因承袭前期完事的制度职能,在本身制度建设上贡献不大,其与政治的关系更多与其担任者本身地位及时局变化有关联。     

论唐代取士中的“文”、“德”道路之争

唐代代宗宝应二年 ,科举制度出现了向孝廉举回归的现象。唐代孝廉举来源于汉代的孝廉举 ,在唐代还表现为制举的形式。唐代孝廉举的出现原因在于科举中的以文取士方向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 ,而以德取士方针被重新认可并融入具体操作方式中 ,但这必然是短暂的 ,从长远来看 ,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     

也论唐代名相房玄龄的“贤良无迹”

房玄龄出生于一般望族,以自己的聪明才干最终成为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宰相。贞观期间,房玄龄家族及其个人均一度攀至发展巅峰,但其个人表现却不如贞观初年以前明显,史家称其贤相而无迹,是德亦至矣,近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房玄龄在贞观无建树,庸言庸行。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房玄龄都还符合贤相之誉。其所谓贤良无迹有着诸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