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汉诗英译中的移情作用探究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讨了移情在汉诗英译过程中的作用和运用,得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恰当运用移情作用、体验作者心理、结合自己思想感情和生活体验、再现原作艺术形象和风格的过程,并结合一些汉诗英译的实例,说明移情是翻译中双语转换的重要手段。     

简论创造社的诗歌翻译

对五四新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诗歌展开讨论是译介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文章以创造社创办的刊物为依托。以分析创造社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为切入点,从翻译数量和国别、诗歌形式、译诗的“普罗”文学色彩和译者队伍以及译诗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创造社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当济慈与穆旦相遇—两颗诗心的契合

穆旦以＂创造性翻译＂为原则而译济慈诗歌。他与济慈惺惺相惜的诗才绽放,命运相近的机遇,使他以＂诗＂译济慈诗歌时,两个诗人的诗心碰撞,完美契合。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比较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 笔者以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为依据,从舍形曲意,意象尽失;求形曲意,意象缺损;求形存意,意象完整等三方面分别对翁显良、许渊冲、丁衡祁等名家的汉诗英译作品加以比较,探讨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问题, 以求原诗与译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最大近似.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黄译《鲁拜集》从灵感精神到儒释道哲学思想的衍译

黄克孙从中国传统文学标准的视角出发,以创造引人入胜的文学效果为目的,"衍译"了费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将原诗中灵感精神衍化成了中国儒释道传统哲学思想,并赋予了译诗七言绝句的音韵风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先内化原诗灵感精神,再通过创作衍为符合中国传统诗歌诗学标准的译诗,这种翻译方法值得现当代的翻译家借鉴,尤其是在不断重拾传统文化的今天。     

论朱湘译诗中意象的改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在译诗中,他对许多诗歌的意象做了改写。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主要采用替代、删除、增添等方式改写原诗的意象,以求获得对等的翻译效果。通过运用这些翻译改写策略,朱湘成功地美化了译文,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从而实现了诗歌翻译之目的,为中外文学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在诗歌、散文、书信、文学评论等作品中,朱湘间接地表明了他改写意象的缘由。研究认为,朱湘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是他改写原诗意象的两大主要原因。     

试论自译现象之于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以穆旦诗歌自译为个案

作者与译者身份重合这一特征使得自译成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本文试通过分析穆旦诗歌自译作品,探讨自译现象对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将穆旦诗歌自译作品与其他个别译者的译文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穆旦自译的诗歌较原文虽然也有改动之处,但基本较为忠实,有时其他译者的译文比穆旦的翻译还要自由。从穆旦的自译作品可以获得的启示是：第一,翻译与创作并非对立;第二,文学翻译必须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涵;第三,分析研究自译作品有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原文意义。     

信息网络时代高校“两课”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模糊美学的发展,模糊概念引入了美学领域,模糊美成为模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确定性是模糊美的主要特点.中国古典诗歌讲求"意境"、"情景交融",体现了丰富的模糊美特性.英语诗歌虽然具有较严格的语法规范和严谨的逻辑关系,仍然把对模糊美的追求作为最高境界,这使得英汉诗歌翻译成为可能.不过由于不同层次的语言规则和文化背景,英汉诗歌中的模糊美再现具有相当难度.通过对比李白所作的<长干行>的三首译文,阐述了汉诗英译中模糊美再现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再现模糊美的一些技巧.     

尽善尽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诗歌翻译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四大挑战,分别为：“隐”之琢磨不透;“玄”之表意不清;“想”之不合逻辑;“巧”之难以比拟。鉴于此,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把握四大原则：“感受音形美”;“揣摩立意美”;“体会境界美”;“重现综合美”。把“尽善尽美”作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出发点,译者主体性实现的归宿点,以“综合美”的实现,来平衡诸“美”间的冲突,有助于译诗者主体性的有效发挥。     

文化差异下的英汉可译性限度

语用翻译理论认为:译事(翻译)是一种包括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英汉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其翻译可译性限度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文化差异不仅影响着语言本身的内涵,而且也制约着译者自身的翻译。解读英汉原作者异质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和提高译者的文化素养是缩小文化差异中可译性限度的两个主要方面。     

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看典籍英译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典籍英译的标准其实是适合与忠实,这种翻译标准给译者在英译典籍过程中的权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译者并不是被动模拟,而是基于忠实基础上的主动模拟。     

从寒山诗看韦利英译的共振与独蹈

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韦利是最早的寒山诗英译者。他的寒山诗英译既有跨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一种无声的契合,又有隐含着作者的主体意图和个人特点对原作的本土化处理。从而实现了原作与译诗的共振效果,同时也表现了韦利对寒山诗的独到见解。     

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机遇与挑战

本文总结了中国典籍英译史发展的四个特点,指出关于典籍英译认识的五个误区,认为当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并探讨了当代典籍译者应注意的翻译策略,希望有助于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爬探索,虽挫败连连,但却越挫越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的文学英译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有着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和意义。与霍克斯的译本相比,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并不是因为杨译本质量不佳,而是因为其采用的以忠实文本为圭臬的翻译策略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而现在则已经具备了接受这样翻译的国际语境;老舍将其小说《离婚》的英译者伊文·金告上法庭,并收回版权自行翻译,只因其译者在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时失去了底线,歪曲了中国文学;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提醒中国的英语学者,重视和讲求文本迻译策略的同时,还要强调译本的宣传推介等市场营销工作。及时总结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音节的建构

《新青年》是最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刊载的翻译诗歌对新诗音节的建构影响深远。《新青年》诗人群体的译诗将英语诗歌轻重律中国化,大量运用虚词营造轻重音变化,借鉴英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变化,丰富了新诗音调。在用韵上,译诗较多采取英语诗歌头韵、内韵与多种尾韵的形式,并结合汉语音韵特征,对早期新诗音韵形式作了更加自由多元的中国化转化。《新青年》译诗打破传统近体诗固化的韵律节奏,向英语诗歌借鉴,探索口语和情绪的自然节奏以及诗歌的语义节奏,对中国新诗节奏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     

召唤结构与汉诗英译——以《静夜思》为例

以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汉语诗歌的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深入阐释召唤结构对于汉诗英译的影响。汉语诗歌的模糊美以及丰富的内涵留给译者很大的再创造空间,也需要译者对原文本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