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

《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在论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立碑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吐蕃时期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相关藏文典籍为依据,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吐蕃三法考——兼论《贤愚经》传入吐蕃的时间

吐蕃王朝的<犯罪双方同审大权决断之总法>(<优巴坚法>)和<判决双方有理三方欢喜内府之法>(<两种姓法>)分别源自<贤愚经>的檀腻羁品与重姓品,制定于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此时<贤愚经>已传入吐蕃,有全译本或节译本出现.如果桂·法成确系藏文<贤愚经>的翻译者,他也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经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整理.而吐蕃<扼要决断之法>当系在松赞干布时期制定.吐蕃三法时后世藏族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格子藏文碑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格子藏文碑是滇西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代重要碑刻。分析此碑碑文 ,可以认为吐蕃王朝在滇西北地区及磨些部落中施行了告身制度。碑文记载还证实了吐蕃告身制度确有加赐告身的规定     

新刊西域古藏文写本所见的吐蕃官吏研究

本文根据新刊古藏文写本的内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讨论唐代吐蕃经略西域时期的若干重要职官。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下)

敦煌吐蕃医学《长卷》是当今保存的最古老、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藏医古文献之一。该长卷共包括57条医方,有关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诊断方法、外科处理技术等尽收其中。该《长卷》所用的药物也十分丰富,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本文对该卷进行了藏文摹写、翻译及词语注释。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上)

敦煌吐蕃医学《长卷》是当今保存的最古老、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藏医古文献之一。该长卷共包括57条医方,有关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诊断方法、外科处理技术等尽收其中。该《长卷》所用的药物也十分丰富,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本文对该卷进行了藏文摹写、翻译及词语注释。     

驳《吐蕃僧诤记》关于政治因素的推论

吐蕃僧诤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次僧诤事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吐蕃僧诤记》作者认为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导致汉僧一万在论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笔者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在引用作者原语基础之上,重新分析史料,逐一点破他的论证过程,并认为吐蕃僧诤的结果是吐蕃本身对宗教选择的结果,符合宗教适应社会发展这一规律,而与唐蕃之间的政治矛盾毫无关系.     

青史的嬗递——有关藏文吐蕃史史料的两个传统

历史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藏族历史叙述模式一直带着强烈的“著书环境”，使得历史文献的考证与分析成为藏族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吐蕃历史研究，就不得不提到吐蕃历史研究这一概念以及记述吐蕃历史的各类文献。针对吐蕃历史的研究，相关史料众多，这些史料因属性的差异、内容的不同和形成背景的区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总结和分析每一阶段呈现出的藏文史书典籍对吐蕃历史叙述的不同态度，可以探究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史书所表现出的文化意义等较为深层的问题。     

《宋代吐蕃史料集》即将出版发行

由西北民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汤开建及刘建丽辑校的《宋代吐蕃史料集》(一),是一部具有重要藏族历史研究价值的图书。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已排校完毕,即将出版发行。 关于两宋时期的藏族历史,在藏学研究中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其主要原因是资料的贫乏,给藏学工作者带来诸多不便。对这一时期的藏族历史的记载,在藏文典籍中是很少的,在汉文文献中虽有涉及,但散见于茫茫的文海之中,查阅起来十分费力费时。为便于对两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以及伦理亲情等,先撷录各书记载,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如<贤者喜宴>等),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作为考据时之依据,予以辨正.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论吐蕃政治文明进程

吐蕃王朝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这是其政治文明的标志。文章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吐蕃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就其第一代君主聂赤赞普以前的政治状况、民选君王的遗风、禅位制的结束、世袭制形成与巩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吐蕃的法律文化渊源深远。它既源于吐蕃本土习惯和苯教文化 ,也受到中原佛、道、儒文化和印度法文化的影响。研究吐蕃法律文化的渊源和特点 ,是考察藏族法律文化嬗变历史规律的基础     

唐人送别诗中的吐蕃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是唐代民族关系中最为复杂的民族关系之一,不仅史书中有颇多反映,唐代送别诗歌中亦有描述.唐人以送金城公主为代表的送别诗展示出了汉族士人的和蕃情结,而送行派遣使节的送别诗则展示出了唐朝和吐蕃之间使节往来亲和的情况.     

《宋史&#183;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致吐蕃臣民与僧众书》略探

<致吐蕃臣民与僧众书>载藏文<大藏经>,编号4194,归类于<书翰部>,桑杰商哇著.全文共有320偈,主要分为4部分:<与吐蕃王书><致诸论波><致诸大修行者><致全体僧众>.桑杰商哇在此著中以一位印度佛教出家人的身份,对当时吐蕃的各种现况,以及佛教思想都有所描述.本文对桑杰商哇个人背景、<致吐蕃臣民与僧众书>的文字、内容逐一探讨,以一窥撰者的想法.     

百慈藏卷《吐蕃兵律》新译

百慈藏卷《吐蕃兵律》是一份内容丰富的长文,兵律基本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关于吐蕃军队军法、军规、军纪的一些具体律条,二是涉及一些具体排兵布阵、阵法城守的律例。文章对《吐蕃兵律》进行汉译并对疑难词汇加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