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与"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国内现代化研究开拓者之一罗荣渠教授等人在反思“革命范式”及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是关注中国现实的产物,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现代化范式”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逻辑起点,坚持历史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框架,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中心命题,而对制度和观念两层面现代化的独立地位及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意义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今天,“现代化范式”的进一步完善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现实关怀。     

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为了从哲学上论证他创立的交往行为理论 ,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重建”。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由历史范式预设为社会范式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由劳动范式置换为交往范式 ,把社会发展的动力由生产范式重释为学习范式 ,把社会形态的演进由单线范式更定为多元范式 ,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由经济范式转读为政治范式。尽管在他的“重建”话语中存在着走向人本主义主体辩证法的社会意识决定论的倾向 ,但他通过对社会维度和主体向度的张扬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对话的理论意向 ,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的范式转化

究其深层的根源分析,我国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权力行政”成为我国政府主导的行政范式,这与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追求是矛盾的。当今,在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新背景,基于对“责任行政”范式的认识,我们必须实现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范式的转化。     

重新认识"文明范式"

把“文明范式”和“冲突论”进行明确的区分,是重新认识“文明范式”的基础,有助于对整个“文明冲突论”的宏观把握;但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明范式”体现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精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对亨廷顿化的“文明”概念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改造是弥补缺陷的必然要求。     

"社会"与"文化"两种范式之争及其启示

笔者认为 ,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长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或曰理论范式 ,这就是“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近年来理论界比较关注范式的转换或创新 ,但是对这两类范式的认识和反思却很不充分 ,对它们各自的特点、限度与相互关系不甚了了 ,这就不能不影响真正的理论创新的产生。这两种范式固然关联于科学的实证与人文的规范这两大类研究方法 ,但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这两类方法 ,因为它们指涉着人类存在的本体规定从而包含着比方法多得多的东西。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在我国学术界的形成及其变化 ,既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自我理解的…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实践-文本"诠释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范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层面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当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突破性进展 ,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这一层面 ,突破狭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学研究范式 ,建构一种“实践—文本”诠释学范式     

"学院派"文学批评与后现代性问题

“学院派”文学批评最明显的风格特征是将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统统纳入自己的表达范围内,用极具前瞻性的语言来创造一种“怀乡”的体验。尽管在“学院派”批评中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囊括一切的理论框架,但通过对不同研究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沟通与整合,一方面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并确立其“视角”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发现或意识到各不相同的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而它带有浓厚的后现代性色彩。虽然“学院派”文学批评不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逻辑产物,但它的发生无疑得益于“文化自觉”这样一个具有后现代性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具有后现代性思维方式的表述策略。借助于“后现代”视角,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学院派”文学批评这种“文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当代“批评文化”。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20世纪20-4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并且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革命。其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     

冲突法范式的建立——论"法则区别说"的历史地位

本文从范式角度重新分析了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认为该理论学说确立了冲突法的第一个理论范式,从而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法则区别说”对于冲突法范式的贡献在于：首次将本国法与外国法置于同等地位,从而确立了冲突法的研究前提;以法律的域内域外效力为基本点展开研究,确立了冲突法的研究方向;法律选择理论及与之相关的冲突法原则在法律冲突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对该理论进行研究、深化与发展。     

从"切蛋糕"到切入文化路径--文化史研究范式管窥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文化史研究形成的“切蛋糕”式的研究范式束缚了文化史研完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造成了文化史研究视野狭窄、选题碎化、论述浮泛尤其是文化史研究领地难以落实的困境.文章提出要弱化文化史研究狭隘的学科意识,增强开放的同题意识,从“切蛋糕”的研究范式转为切入文化的路径研究社会历史,从而找到新时期文化史研究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推动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风险社会与"异化劳动"——贝克的"异化生产观"及其"历史超越"

“异化研究”是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范式,贝克的“生产观”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异化生产观”。一方面,贝克对生产进行的“异化研究”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贝克的“生产观”又具有片面性、抽象性,并导向不可知论与宿命论。“反思的实践观”是现代性研究包括风险研究的根本观念基础。风险与实践、风险与规律、风险与异化具体辩证统一。风险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具体问题性、异化性,是规律呈现自身的一种具体方式。风险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历史性。人们可以认识、把握甚至利用风险。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

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范式,西方“马克思学”因其中立的研究立场而借助于学院(科)姿态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虽然在理论上,这仍然是一种容易证伪的范式,但是其提出的有关文本问题以及在“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对立”论上做出的论证却具有很大影响。这组笔谈从历史背景、理论旨趣和核心论题等多个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学”的有关基本问题。如作者们强调的那样,这种正本清源式的学术清理工作有助于澄清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编者认为,自觉的方法论建设在任何时候对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基础性意义,也是我们今天拨开先前各种理论成见和迷雾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学”具有案例性意义。稿件的学术观点并不代表编辑部意见,我们编发这组稿件,旨在推动对当前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解读模式的研究,从而进一步促进具有当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范式的形成。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

二十世纪反复激荡在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之间的论争 ,大体上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展开的 ,是关于现代化的起因、条件、道路、后果之争。时至今日 ,情况大体依然如此。争论的焦点之一 ,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试图回答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现代化范式”的意见 ,并据既有的研究 ,对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     

走向"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出现“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终结”、“理论之死”等论调,“后理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后理论”不仅不拒斥理论,反而昭示着即将到来的理论。面对文学理论的非文学化、体制化和“科际整合”之势,关注文学之维,回应文学问题,当是“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根据所在。而在现代与后现代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积极探索二者对话的可能和张力的消弭,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应该成为“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建构新范式的自觉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范式研究

“问题范式”内含于“哲学范式”中,是哲学范式的一个研究取向和重要内容。问题范式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创新之间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首先是如何增强问题意识,问答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逻辑基础,问题表征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在问题范式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上进一步分化,出现了“比较对话”、“语境回归”、“问题研究”和“形态重建”等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域视野。     

环境伦理学:后现代性、现代性及"他者"视域

环境(生态)伦理学被普遍认为体现着“后现代”精神,但从思维范式与理论论证的根本特征看,却更多地表现着“现代性”。这集中体现于环境伦理实际坚持的现代性核心理念,更体现于其“同一化”思维范式与论证方法。因而,“他者”视域对反思环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并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对的各种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思考,具有启发意义。     

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

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一方面,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扭转目前国家史研究范式出现的“议题偏离”的趋势;另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结合,弥补传统革命史范式忽视政治生态与立足价值判断的不足.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存在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统一;第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扬弃”;第三,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