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产业集中度与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哈佛学派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对1990-2005年中国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和所有权集中度与利润绩效和安全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HHI指数表示的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利润绩效和安全绩效的改善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国有所有权集中度则对利润绩效和安全绩效无显著影响。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发现煤炭产业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其绩效的改善。     

中国煤炭产业集中度与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哈佛学派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对1990-2005年中国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和所有权集中度与利润绩效和安全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HHI指数表示的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利润绩效和安全绩效的改善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国有所有权集中度则对利润绩效和安全绩效无显著影响。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发现煤炭产业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其绩效的改善。     

平均利润理论与利润率非平均化的现实分析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认为,各生产部门利润率的不同会引起资本在部门问的流动,流动的结果使得利润率平均化,实现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但实际上利润率受到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有些因素引起平均化,还有些因素引起非平均化。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趋势部分地相互抵消,但非平均化趋势作用更强,因而实际利润率并不平均。决定利润率非平均化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质量、效率以及行业成本差异、资本转移障碍、信息不完全、需求变化的作用等。这些因素使得等量资本难以得到等量利润。     

社会侵蚀与乡土重建：论费孝通“乡土复员”思想

“损蚀”本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费孝通先生为其赋予了社会属性,认为“乡土损蚀”也是一种“社会损蚀”抑或“社会侵蚀”。民国时期,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乡村出现了乡土社会的侵蚀,直接造成乡村中人员的离乡与财富的流失,而返回的却是高利贷和地租的盘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由此带来农工混合经济瓦解、城乡关系相克、双轨政治体系僵化、文化位育功能弱化等问题。基于“侵蚀-重建”的分析框架,费孝通建构了加强土地根基变革、发展新型乡土工业、促进技术知识下乡、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等反侵蚀方案,并且阐明了这些方案之间的内在涵义与逻辑关联。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思考费孝通先生的“乡土复员论”有重要现实价值。     

深市配股中的潜在利润

通过对规则利润的成因、影响因素及深市配股除权中含规则利润的上市公司的分析 ,指出在现有条件下非流通股股东放弃配股已成为一种必然 ,从而导制含规则利润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则利润率呈上升趋势 ,并进一步阐述了作为投资者是否参与配股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余价值的分配与账面剩余价值率

在价值转形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从不同的利润率出发,可以得到同样的利润率,但并不影响剩余价值率,因为工作日、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价值转形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文提出“账面剩余价值率”的概念,来考察根据资本家的财务报表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源于价值转形的“账面剩余价值率”就是“转形账面剩余价值率”;包含资本家在竞争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剩余）价值,由资本主义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的（息税前）利润量直接计算的账面剩余价值率,就是“竞争账面剩余价值率”。由于剩余价值率是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值,因此,可以首先确定所有生产工人的总劳动时间,然后再确定所有生产工人为自己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进而计算（真正的）总的剩余价值率。随着价值转形过程被垄断所破坏,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差异被保留甚至扩大,一字曲线就变成了微笑曲线。     

如何对待亏损国有工业企业?

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工业企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一方面是出现了一批几千万元以至几亿元年利润的活力充沛的国有企业,另方面是一批企业处境困难,利润甚微以至亏损。有的行业出现了从部分企业亏损向全行业亏损发展的趋势。如何看待和解决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问题,是当前面临的一大课题。     

试论企业破产制度中的权利侵蚀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对债权进行侵蚀的表现及其危害，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应规定债权人在企业破产清算中的异议权，维护债权人的信息获得权，严格债权人会议制度，引入“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和完善出资人责任制度。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

本文分析评价了“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三种主要财务管理目标 ,指出前两种理财目标已不适应我国企业经济发展和理财环境的变化 ,并结合知识经济的特点 ,着重分析论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     

深市配股中的潜在利润

通过对规则利润的成因，影响因素及深市配股除权中含规则利润的上市公司的分析，指出在现有条件下非流通股股东放弃配股已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导制含规则的利润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则利润率呈上升趋势，并进一步阐述了作为投资者是否参与配股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广告"零代理"的经济学分析

广告代理中的“零代理”并非零利润;其实质是提高进入价格,阻止其他企业进入的企业行为;我国广告市场的无序竞争是滋生“零代理”的土壤,“零代理”又必然带来广告市场新的无序竞争。     

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利润及其水平探析

基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制度和租售方式的差异,结合开发项目及房地产行业特点,论证了直接引用总投资收益率和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的不足;利用项目销售利润的摊销期限、滞销物业的可回收价值,提出了修正后的“销售项目的投资利润率”。     

数字经济环境下营业利润课税权的分配

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对建立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现行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原则的适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对数字经济环境下营业利润的贡献要素分析,对跨境数字化交易利润的征税权分配,不宜适用现行的常设机构原则,而应改行税收分享原则,由销售市场地国按税收协定规定的限制税率源泉扣缴预提所得税,以有效扼制数字经济诱发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避税现象的泛滥,进而实现跨境数字化交易利润国际税收权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竞争绩效分析

自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我国在移动通信产业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已经过去十多年。原本引入竞争机制之后移动产业的利润率应该下降,但实际产业内部仍保持着高利润率。因而有必要对这十多年来的竞争状况和绩效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本文经过模型数据分析,得到了竞争的初步引入导致了移动通信产业运营效率的提高,但是由于中国移动先行者优势的存在而导致垄断继续存在,从而维持了行业高利润现状的结论。同时为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在面临一个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如何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对收入调节税征收办法的探讨

去年,柳州市在实行“利改税”的试点中,对部分产品销售利润率较高的企业试行了征收收入调节税,其目的是为了调节各企业间因价格、自然资源、技术装备、地理交通环境和生产结构等客观条件所形成的级差收入,缩小它们之间的利润差距,使各企业能在基本相同的水平上开展竞争。征收调节税的具体做法是:根据各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率来确定调节税率,凡月利润率超过15％(不包括15％,这是财政部根据77—79年全国工交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率计算出的平均数),每超过1％征收0.6％的收入调节税,其计算公式如下:     

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动态:1975—2008

利润率是影响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采用将利润率分解成利润份额、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资本比三个变量的方法,对1975—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近30年来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基本停滞;这段时期利润率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利润份额的变化;利润份额的显著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其背后原因是生产和非生产工人的劳动小时和报酬比例的变化;广大工人的实际分配地位并未改善;利润率动态变化的背景是美国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近30年来的历史变迁。     

论全民分享国有企业的利润

在社会主义国家,全民分享国有企业利润是企业产权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个人所有制的必然要求.我国现阶段实施全民分享国有企业利润,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筑牢社会稳定基础;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企业盲目投资,抑制市场泡沫膨胀;促进企业效率提高,树立良好国企形象.要实施全民分享国有企业利润,关键是要克服习惯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府职能扩张等现实障碍.     

国有企业暗亏现象分析

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是近几年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我国现有国有企业中,盈利者只占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这个基本估计尽管不无偏颇,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部分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发生严重亏损,是优胜劣汰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过,象我国目前这样,竟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暗亏状态,这在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是很少见的,它对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也是不足取的.尽管如此,本文仍只限于对我国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暗亏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而不期对这种现象作出意义上的评判.     

我国银行与国有企业关系若干问题的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我国银行与国有企业关系 ,本文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改革对银行改革的影响 ,即实证分析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企业改革的成本通过国有企业低利润率转嫁到银行成本方面 ;二是实证金融深化对国有企业融资的影响 ,得出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实际上助长了企业银行间接融资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对银行过度负债这一结论     

信贷市场竞争与银行业的稳定性

关于银行竞争是否影响银行稳定存在两种假说：“竞争—脆弱假说”和“竞争—稳定假说”。采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9个国家1999—2007年的2 523家银行的年度数据进行系统检验。研究结果支持“竞争—稳定假说”：随着信贷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断降低,资本充足水平不断提高,整体稳定性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