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四题

以农业为标尺去评估一种古文化的发育程度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复合经济形态是文明起源的最理想的经济形态。渔猎文明、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是互补关系。镐京方言的句法由SOV型演变为SVO型，是商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商族是红山文化的后代，所以红山文化的句法是SVO型。思维进化的程度和文化发展的程度是同步关系。在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的生殖崇拜中，原始思维的互渗规律表现得最是淋漓尽致。蒙古族的“白彦图儒”是保留在生殖崇拜中的互渗规律的遗迹。考古学文化可划分为“器”、“形”、“道”三个历史层面。在最高层面“道”上主要讨论了：（1）马厂类型的，是西渐的小河沿文化的因素，可能也受到苏米尔人文化东渐的影响。（2）敖汉的自然地理，使之成为东北亚古文化南渐的非常奇特的“积淀区”。在赤峰地区有可能发现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文化，眼睛也必须首先盯在敖汉。（3）“坛、庙、冢”之后，红山文化不是“衰落”了，而是“升华”了。（4）商文化以一股新鲜血液输入中原，推进融合，奠定了中国古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对比研究彝汉古文化的启示

一彝族和彝族语支各民族的先民是古夷人部族。古夷人的历史文化,比较完整地保留在彝族当中。远古时期,古夷人与古戎人、古羌人、古狄人、古蛮人、古苗人的各一部分在中原共同融为华夏的过程中,他们就共同创造了华夏古文化,即汉文化的前身。最早形成的华夏民族,其中古夷人的成分比重较大。古时的“五帝”,除黄帝是戎人、神农是羌人外,其他大部分为夷人。夏、商、周“三代”的主体族人,夏为夷,商为夷,周为戎。可见古夷人在远古时期,人数较多,影响较大。他们对中国的远古文明作过重要贡献。若就彝、汉古文化作对比研究,可以看清这…     

先周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

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和独特的意义。周代商而形成的礼乐文化,对于中国文明具有奠基的作用。周文化之所以对中国文明起了关键性质的变化,在于先周的文化积累,为中国型农耕文化打下了主要基础。这一奠基表现为：先周文化对中国型农耕文明的奠基作用,对中国圣人样板的奠基作用,与中国礼乐文化体系化的关系。与中国政治型文化初次辉煌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思想塑形的关系。     

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

文化底层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从底层这个视角出发,对古史传说中大禹的出生地进行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等史传反映了中国上古的历史实际,并可由此进一步看出古蜀与中原古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的共同文化因素,它们便是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原生底层,是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     

由西关、西南呈墓地遗存及清华简再论西周黎国

从山西黎城县西关墓地、长子县西南呈墓地的文化内涵及相关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看,西关与西南呈两处墓地都是黎国遗存。这两处墓地遗存至少包含周、商与土著文化三部分因素,其中以姬周文化为主。这与出土文献记载黎为姬周封国相符,同时也反映出分封黎国可能伴随颁器、分领殷遗的活动。商、周黎国在上党地区,沟通了晋南与中原地区。从出土文献与墓地文化因素构成看,分封黎国是周人代商的一个重要环节。     

皞昊炎黄华夏尧舜禹鲧帝俊玄王殷隐胡戎龙凤皇凰,大也──试论北方英雄时代对观念“大”的崇拜,兼说少皞氏凤鸟崇拜发祥于燕北,南渐于中原

距今约五千年，在东北区系古文化、西北区系古文化、中原区系古文化、三者交汇地区的古文化中，许多部落的称谓词都有“大”义；在某些被神化了的崇拜物如“龙”、“凤”、“凰”的命名中，也存在着与之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形式。这说明，上古北方曾相当普遍地出现过对观念“大”的崇拜，并且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此可以揭示出英雄时代的鲜明的本质特征：自然崇拜已向自身崇拜转化，于是乎文明开始长足起步！运用古方言和同源词与考古学文化相证互补的方法，还发现，崇拜凤鸟的少皞氏发祥于燕北，南渐于中原．     

北红山与南良渚

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考古文化,良渚文化是东南沿海环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二者都是中国史前玉文化中心之一,它们一南一北相对应,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都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姜太公治国策略的文化渊源

齐太公姜尚治国策略的特点是:简周礼、因民俗、重工商。齐鲁治国策略的不同,一是由不同族源文化的影响所决定的;二是与两种不同的古文化思维方式有关。姜齐文化是山川守文化的遗留。山川守文化这种浪漫开放的思维方式,使得姜太公制定出灵活的治国策略,使齐发展成泱泱大国,为齐桓公春秋首霸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三星堆新论

三星堆考古研究已逾半个世纪 ,对三星堆的文化属性和伟大历史地位 ,仍存很大争议。本文在五六千年前世界人类主要文明发生、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探究 ,提出人类主要文明共时性概念 ,认为发生于公元前 32 0 0年中国南方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并不是中原黄河商、周文化的地方邦国分支 ,而应属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爱琴海等人类第一轮史前文明系列。作者继 1983年首次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概念 ,继续探讨这条曾经连接并促进史前诸大文明贸易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 ,正是形成三星堆神秘、瑰丽青铜艺术风格的原因。本文建议将三星堆及以前的古蜀时期称前古蜀 ,三星堆灭亡后 ,杜宇开明等十三代蜀王时期为后古蜀。     

论中原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及基本特征

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形成基本的区域文化雏形,在踏入文明门槛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心文化区、黄淮文化区、楚文化区、豫北文化区等基本板块,在社会发展中各具特色,显现出异彩纷呈的崭新气象.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强烈干预,决定了中原文化自古及今大一统的本位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中原文化区域特征的独立性是脆弱的,各个地区的地方特征在这种强势文化的作用下显得个性软弱、断层明显.     

三代文明说——《美术、神话与祭祀》简评

1.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的文明特征及其价值时,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祭祀与神话》 (辽宁教育出版社88年版)一书中很爽快地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元来研究,命之为“古代中国”。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诞生了中国历史最早的文明硕果——青铜文化。透过青铜制品闪烁出的灿烂光华人们会在艺术精品的迷人的光芒中体察到古代中国的社会是怎样的结构,怎样的性质。以张先生的看法,在古代中国,“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     

文化斑烂红山后 摇篮何止一黄河

祖国的北方,尤其在西辽河流域,西起燕山山脉,北接大兴安岭南麓,东至松辽平原,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自远古以来,就孕育和发展着一种独具特色的灿烂的文化。它像黄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尼罗河一样哺育出自己的古老文明。这种文明和整个中华文明有着不同程度的族系和影响。创造出这种丈明的不同族属也在中华大地的历史舞台上担当过重要角色。因此,深入研究和探索这一地区的历史考古文化,揭示出它的本来面目,不仅是正确评估这一文化对祖国历史进程所做出的贡献,而且,对全面认识东北、华北,以至东北亚的文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试论春秋以前西戎为西地之戎

春秋以前,西戎特指活动于今西和、礼县一带的一支戎族,多见于文献记载,与周秦关系密切。西周末年,西戎与申、缯、犬戎联合迫使周王室东迁。春秋早期,秦穆公吞并西戎。从此,作为独立族群的西戎退出历史舞台,转而与秦族融合。战国以后,西戎含义出现变化,泛指西部戎狄族群,并沿用至今。寺洼文化是分布于甘肃东部地区戎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与西戎有关的考古文化遗存即分布于今西和、礼县一带的寺洼文化遗址。     

论先商文化渊源及其殷先公迁徙之历史地理考察(上)

商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中国远古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先商文化的渊源及其殷先公的迁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文明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先商文化，近年来考古学界争论很大，大致有四种意见(一)认为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的考古学文化，提出三种类型(漳河型、辉卫型、南关外型)。(二)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是先商文化。(三)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四)用下七垣文化来命名漳河型、辉卫型遗存，避免直呼先商文化。以上诸说，我们同意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的漳河型、辉卫型，全称下七垣文化，不同意将南关外型、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或者冀南、豫北的二里头文化视为先商文化。如何认识先商文化的渊源，首先应从漳河型、辉卫型的陶器着手进行分析，然后区别来源、基础与影响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不同意将文化“来源”说成是多元的或说成是影响。漳河型是先商文化的原生形态，是因商族从晋中南迁徙而来，到豫北、冀南后，在豫北、冀南后岗二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商文化。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次生形态。先商文化的来源，只能有一个源头，应是从山西晋中南来，封地在商(漳)，即漳河流域。商族从晋中南地区迁徙到豫北、冀南后，而在后岗类型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吸收周围文化的有利因素，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独立的先商文化。先商文化的考古发掘分布情况，正与古文献记载殷人先公的活动范围大致相当。商始祖契兴起于晋南，而后封于商(漳)，活动于漳河流域，以后不断迁徙于帝丘、砥石、殷等地，正与下七垣文化考古发掘的先商文化分布相吻合。     

内蒙古赤峰市康家湾红山文化及相关遗址调查报告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于2005年3—4月,对位于三座店库区康家湾红山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在这里发现了三处古文化遗址、一处墓地,采集到大量实物标本。根据调查,初步推断第Ⅰ号地点是红山文化墓地。该调查对探索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学术依据。     

华北平原的“古文化空缺区”之谜

华北平原中部存在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乃至春秋时代的古代文化的空缺区,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从古文化空区的地理分布和地形地貌特征分析,造成这一古文化空缺区的原因可能不是黄河水患。近年来提出的全新世中期的陨石雨撞击灾害比较圆满地解释了古文化空缺区的形成。     

木:祭天习俗与民族文化意蕴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之一,民族语言可以表达某一方面的民族文化。"木"是古老的象形字,研究"木"字包容的古汉民族与古纳西族祭木的文化意蕴,可以从中探寻到汉民族古文化与纳西族古文化的契合点与同质性。这是文化语言学在语言基础上对文化历史作出的重新认识,展示了汉语研究的又一新的前景。     

“三星堆”与彝族文化

“三星堆”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经过专家学者研究以后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造型奇特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格格不 入,而与同属一域的彝族文化牵强可言。目前“三星堆”族属仍是一个谜,就近年有关专家学者对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古文化探 讨基础上说说浅识。     

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几点思考

周文化作为中华农业文明的源头,对后世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周文化旅游资源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农业文明旅游、文物资源旅游、经典旅游为特色的开发构想,就如何挖掘周文化资源实现其文化价值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陕西特色旅游开发提供新思路,为陕西全面发展增添新亮点.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