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读者与《金瓶梅》传播关系探析

明清时期,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读者与市场因素相当突出.《金瓶梅》成书后即受到读者关注,他们的态度和阅读行为对这部小说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金瓶梅》的阅读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抄读、借读,也有购读、赠阅等多种形式;鉴于书中大量的色情描写,“善读”观希望引导读者“善读”以达到劝戒效果,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同时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金瓶梅》续书的刊行及其人物命名、情节安排.     

清末“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及其影响

清末,在新民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以小说传播域外新知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新小说”家们以启蒙者的身份,通过译述域外小说、自撰新小说,借助五花八门的“新小说”类型,将政治制度、域外奇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实业救国、婚姻自主、女权女学等这些陌生而新奇的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中国读者,不仅拓新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与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日常行为,助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而且沾溉了此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之声的前奏。     

《时报》:颇具时代特色的小说传媒(1904-1911)

由于租界地的存在,20世纪初的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孕育出许多像《申报》那样具有集团性质的文化企业。而狄楚青经营的《时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有正书局就是几个颇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名人经营的文化企业。《时报》开辟小说专栏,开展小说悬赏活动,鼓励读者参与剪报活动;《小说时报》以专业小说杂志的形式参与小说传播;《妇女时报》以综合期刊的形式刊载小说;时报馆、有正书局大量出版小说。在拓展小说的传播渠道、促进小说的繁荣方面成绩斐然。对《时报》及其与之相关的“杂志”、“书局”和广告进行梳理和研究,我们会发现许多与小说有关的资料和信息,从而促进晚清小说研究模式的重新构建。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论读者与明清小说命名的关系

明清时期，读者作为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小说命名的关系相当密切。其主要表现是：读者与小说命名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读者的阅读心理影响了小说命名；读者影响了小说续书与仿作的命名。深入认识读者与小说命名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探寻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     

图像与传播——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传播学考察

文学与图像的结合古而有之,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讲,二者的结合促进了文学的传播,相比于早期文学的口头和文字传播,图像与文学的结合的方式,本文指的小说插图则是一种跨媒介的文学传播,它大大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在明清小说中,小说插图对小说传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插图可以帮助读者的阅读与理解,进一步促进小说文本的传播。插图之所以可以帮助读者的阅读与理解就是因为对图像的理解相比对文字的理解要浅显得多。     

“先锋”与“红楼”可贵的参照系——从两个文学现象谈起

<正> 从80年代初滥觞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一批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所谓“先锋”小说蔚为大观.“先锋”小说的出现,或许有其某些所谓与西方“类似遭际的文化情境”,而众多作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固有的审美规范,为反映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体验与思考而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动机,是十分明确而强烈的.“先锋”小说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使得长年沉寂的小说界变得热闹非凡.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时过境迁,对于“先锋”小说,读者由热情顾盼转而变为漠然置之.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接受现代派的文化心理准备不充分?非也!可以说,现在的读者,文化心理准备比任何时期都要充分得多.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论小说人物话语的表现策略及其艺术效果——以《宠儿》为例

小说作者通过人物话语表现方式的选择,可以加强或削弱“讲述”和“表现”的效果,能有效地引导读者自由出入小说阅读的不同审美空间,从而调节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控制文本作用于读者的情感效果。小说的叙事负载着种种社会关系,作者表现人物话语的策略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为例,阐述了小说人物话语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艺术效果。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视觉文化“围剿”与小说“生存危机”

视觉文化以其“直观性”、“娱乐性”和“消费性”占据了当代文化的“统治”地位,并进而对小说的生存形成了全方位的“围剿”,图像思维和商品消费逻辑所主导的文化强制力使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发生有别于印刷时代的新变,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小说文体为了适应文化环境所做的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也是小说生存危机的表现。小说创作中的“经济主义”、小说读者的“去精英化”以及小说文本的“幼稚化”倾向,都是小说在视觉文化统辖下面临危机的典型征候。小说所追求的生存关注和生命反思的精神正在失落。‘     

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

近代报刊出现以后 ,它就变成了小说的载体和传播媒体 ,传播者用现代传播手段传播小说 :发征文、做广告、登图画 (照片 )、设销售网络。传播媒体的变化使晚清小说与古代小说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无论是创作主体、读者群体还是题材选择、艺术结构都有了新的时代气息。现代传播媒体的出现在传播领域也造成了许多混乱 :夸大告白、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因此晚清小说缺少精品 ,并且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是残缺不全的艺术。     

小说·性格·美学传统——《中国小说美学》读后

叶朗同志新著《中国小说美学》,描述了中国小说美学历史演变的轨迹,揭橥了中国小说独特的理论范畴,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小说的美学风貌”、“情节要适应读者美感心理”、“艺术形式美的规律”、“闲笔”等,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中国小说美学关于人物塑造这一基本课题的理论阐释和总结。重性格的美学传统《中国小说美学》认为,“中国小说美学强调,小说的中心是写人,是塑造典型住     

网络“穿越”小说的叙述与流行——以大众文化为分析视角

穿越小说和穿越电视剧等“穿越”现象作为大众文化快餐中的一个热点,用传统的经典叙事理论来研究它会有很大局限。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网络“穿越”小说,旨在探讨网络穿越小说的迅速流行与它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及时代语境的关系。研究认为：穿越小说在故事内容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这种类型化的模式便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在叙事策略上,穿越小说紧扣现代白领的现实生活需求,从权谋和言情两个方面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在与时代语境的契合方面,通过反复叙述“灰姑娘”这一文学母体和“成功梦”,形成了其独特的“造梦机制”。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     

“幸福”的创造过程——评白天光《小福子的幸福日记》的叙事艺术

在当今时代,写小说需要更高的智慧,因为读者的审美能力与鉴赏能力提高了,从而对小说的要求也就相应提高。很多作家都感叹,小说越写越难。读者需要“有新意”的小说。作家需要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赢得读者。白天光先生的中篇小说《小福子的幸福日记》（以下简称《小福子》）就是一篇“新人眼目”的小说,在艺术上的创新值得称道。     

“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

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刊行之后,“三国戏”主要以小说为改编蓝本,人物与情节都与小说极为接近,特别是通过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国戏”与小说文本毕竟存在着不少差距,尤其是全书的整体结构与某些细节难以如实表现,因而对《三国演义》的文本传播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小说的文本传播与“三国戏”同步发展,是我们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     

“义利之间”看《三国》

《三国演义》以“义”贯穿全书,凸显了义利取舍对于人物道德评判的重要作用.小说在“拥刘反曹”的思想框架下,刻画了众多在义利取舍问题上颇具代表性的不同人物,表现了坚持正义、惩恶扬善、公而忘私、避辱趋荣等种种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特别是以义为上、公利为先的思想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义利之间”是读者打开认知《三国演义》中众多人物的道德面貌和美学价值之门的一把关键钥匙.     

论唐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的传播

唐代文言小说的传播手段比较单一 ,因此 ,唐人常常借助诗歌进行小说的传播 ,或文因诗作 ,或诗缘文起 ,既使小说随着诗歌走近了读者 ,也使诗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标志着唐代诗人文学观念的通脱豁达 ,显现了他们对于提高小说地位的努力 ,充分体现了唐代文言小说与诗歌之密切关联及时代特色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要求“作者退出小说”,专注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把多层次的意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来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淡化叙事情节、弱化叙事主体和转换叙述视角等叙事美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