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科学语篇可证性的哲学探究

本文依据Willett的可证性理论框架,对科学语篇中的可证性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究。认为,科学语篇中的可证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与世界、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人及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了解其背后的意识、认知等方面的运作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其内在的科学和社会意义。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汉语的可证性和语篇分析

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在印第安诸语言中发现可证性的现象，但受形式主义的束缚，研究进展不大。国外自八十年代采用了功能主义方法后，已取得巨大进展，已对世界上多种语言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功能主义着手，论证汉语也有表达可证性的手段。作者进一步论证，可证性的分析是语篇分析的一个有效手段，可展示不同语篇的某些特征，故可证性分析具有实用价值。     

从“人无德不立”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

习近平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作为社会发展重要主力军的当代大学生,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个人、家庭、社会道德责任的缺失,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增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意识,要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缺失现象、原因进行分析,必须树立正确的个人道德责任感,进一步发挥大学校园、社会环境的有效引导作用。     

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

道德适应是一种道德流动的过程,其逻辑起点是我们对新的道德环境的需要与价值认同,是他者世界与道德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道德适应的逻辑可能主要是从道德适应的形式之维与实质规定两方面加以展开,道德适应的形式主要细分为道德传播与道德涵化;道德适应的逻辑衍化以融合和分离的状态显现,最终分化为道德认同、道德学习、道德实践、道德内化四个阶段。     

托尔斯泰“道德自我完善”的重新评价

本文以《复活》为论述重点 ,对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提出一种新的评价 ,认为“道德自我完善”值得肯定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并认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中 ,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 ,肯定和继承这些道德准则 ,对我国的道德建设依然有积极作用。     

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的“道德商谈”——从小说《官司》到电影《集结号》

与传统现实主义革命悲剧不同,中国当代作家杨金远的短篇小说<官司>(2002)与当代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红色大片<集结号>(2007)深刻揭示了后革命时代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之间的道德商谈.电影<集结号>对小说<官司>的改编采用了保留、增添、改变和删除等手法.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号声真相的探询、残酷战争的展现以及象征仪式的出场三个方面.通过改编,电影<集结号>有力地强化了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在真诚性和生命观两个层面的剧烈冲突,以及二者通过修复共识而又相互依存的悲剧性关系.     

逻辑的“虚概念”新解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在概念分类表上,都没有列入真值联结词、模态词、系词、量词这一类逻辑常项。克服这个缺陷的一条思路是重新解释“虚概念”,把“虚概念”界定为仅用于表达命题的逻辑形式而没有为其所指的对象物的概念,以确定联结词一类的逻辑常项在概念分类上的地位。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视界下的道德共识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道德领域,创立了话语伦理学。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间性是奠基性和表征性存在,就话语伦理学而言,这表达了他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共识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生活世界——道德共识的存在界域;交往理性——道德共识的内核;话语——实现道德共识的沟通中介;可普遍化原则、对话伦理原则——实现道德共识的基本保证。哈贝马斯关于道德共识问题深刻且富特色的思考,能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哈贝马斯对语言哲学道德理论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既源自语言哲学,又超出语言哲学.之所以要超出语言哲学,乃是因为以摩尔为代表的伦理直觉主义、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情感主义和以黑尔为代表的规定主义都基于各自的前提走向了道德怀疑主义,或者说,都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哈贝马斯要从理论上论证或者捍卫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就势必要对伦理直觉主义、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各自的主张作出检视与批判.其对话伦理学也正是通过一改语言哲学把实践性道德问题排除在真理问题范围之外的做法,从而得以突破语言哲学所囿于的经验主义怀疑论框架.     

构想逻辑刍议

构想是一种有别于知识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迄今为止有"论辩的逻辑"和"科学发现的逻辑",只是缺少"构想的逻辑",应该加强对构想逻辑的探讨和研究.因为构想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也要运用逻辑.构想和假说都是创造性思维,都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一般特征,但二者至少在所属的范畴、使用的概念、内容结构、思维形式、转化途径、所具有的作用和发展过程等七个方面存在差异.构想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构想的提出、构想的确立和构想的实现.提出阶段以创意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确立阶段以指令的发出为标志,实现阶段以物化途径的形成为标志.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思维形式和逻辑方法,但贯穿始终的是"创意 合理性 合价值性"这一构想思维的基本规律.     

风俗犯罪正当化初论

现代刑法中,侵害社会风俗、习惯的行为犯罪化是存有争议的,亦即将这些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是否合理还未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为了解决此种争议,不应继续固守传统的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案,而应在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能够引领关于风俗犯罪的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方法。而以正确地界定风俗犯罪与划定其所涉罪名为前提,进而探究风俗犯罪正当化的根据与标准,再将风俗犯罪逐一置入此标准进行研判,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路径。     

量化核证逻辑QLP概观

QLP是第一个量化核证逻辑,它允许对证明项的量化.菲廷给出了QLP的公理系统和可能世界语义,并证明了QLP的可靠性和完全性.迪安和黑川用QLP分析了知道者悖论,后来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哲学分析,但阿洛-科斯塔和岸田反对这种分析.QLP的出现填补了核证逻辑在量化部分的空白,推动了核证逻辑的发展.     

《逻辑哲学论》的逻辑观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提出的逻辑命题是重言、是形式的观点，对于本世纪哲学家们的逻辑观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对《逻辑哲学论》的逻辑观、它的基本的理论假定、理论背景及影响作了探讨，并就它的评价问题阐明了个人的意见     

话语分析中的认知与逻辑

当代话语分析从认知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话语的构建进行研究。认知语言学以经验为理据认为话语的产生来源于人类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记忆起着关键作用。话语的语义与信息内容是心理层次表征的体现,运用命题对心理层次划分可以反映话语的结构,话语的理解与运用要凭借常规关系。20世纪以来,哲学出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使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试图通过分析自然语言的逻辑结构,达到揭示思想结构,进而理解认知结构的目的。     

内容出自形式吗——略评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

近代西方"内容出自形式"神话的构建历史,可从康德"绝对命令"开始,直到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哈氏"对话伦理学"的纯粹形式倾向,体现在"交往的不可避免性,论证性原则,最后根据的问题"等三项基本要义之中。"形式不可能产生内容",因而对哈氏神话必须进行反思和批判,基于经验、内容及人的法权,尝试构建实体论证的程序正义论。     

情景组合理论对篇章阅读的解释力

本文首先详细探讨了情景组合理论及其对篇章阅读的影响 ,同时指出篇章阅读的过程中要考虑触发、后续、结局等多种因素。最后指出篇章阅读理解中情景组合理论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