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试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哈贝马斯与康德、黑格尔的伦理观

康德与黑格尔伦理学分别代表着近代伦理学的两个不同方向。哈贝马斯更多地属于康德伦理学传统。商谈伦理学放弃了康德两个王国的学说,克服了康德的内在的、独白式伦理观点,将普遍化原则与论证原则相结合,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应当的软弱以及信念恐怖主义的批判并不适于商谈伦理学。但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却同样面临实践有效性的难题。     

商谈伦理学及其对现代家庭伦理建构的启示

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认为交往行动实际上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关系,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道德规范的认同和维护是通过商谈形成的。这一理论对建构现代家庭伦理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学和实践哲学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理论难题,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通过"商谈规则"、"理想商谈情景"、"论辩原则"等理论设计,哈贝马斯试图以一种程序主义的途径对法正当性与道德的古典联系进行保护。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该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放民主、超越独断论误区、逻辑自洽、坚守实践理性的规范内核等方面。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核心设计的"论辩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它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归康德实践哲学中有关"定言律令"的学说,以便使商谈程序获得更有效的理性预设。     

“后习俗”的道德意识与商谈合法化——哈贝马斯对科尔伯格理论的社会进化论“转译”

科尔伯格个体意识道德发展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发展中相继经历了前习俗、习俗和后习俗三个层次,并在后习俗层次形成了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哈贝马斯早期以自我发展与世界观发展、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个体道德意识与社会之法律和道德意识结构这三个可以相互阐释的＂同构性论据＂为基点,将科氏的上述理论＂转译＂为一种社会进化论学说,进而为其后期的商谈合法化（商谈民主）理论奠定了社会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视界下的道德共识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道德领域,创立了话语伦理学。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间性是奠基性和表征性存在,就话语伦理学而言,这表达了他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德共识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生活世界——道德共识的存在界域;交往理性——道德共识的内核;话语——实现道德共识的沟通中介;可普遍化原则、对话伦理原则——实现道德共识的基本保证。哈贝马斯关于道德共识问题深刻且富特色的思考,能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从对话伦理想象传播的德性————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比较与思考

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共同致力于一种对话伦理的建构,但他们的取向并不全然相同。 哈贝马斯注重交往伦理学,以沟通为目的,是一种弱对话形式 ;阿佩尔受研究共同体的启发,发展了一种 论辩伦理学,要求一种非常理想而严格的强对话形式,类似心灵相通的要求 ;巴赫金的则是一种散漫的对 话主义,更加接近耶稣式的撒播。前两者实际上要求一种相对比较规范的对话伦理,容易导致封闭和“独 白化”。相比之下,巴赫金的理论具有更加彻底的宽容性和“对话性”。在差异之上,是他们共同的道德激 情和对传播德性的追寻 :在这个缺乏信仰和不确定的年代,确实需要深入思考传播伦理问题,以发展出一 种更具弹性、更宽容、更能产的道德探讨机制,而开放的对话思维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     

从“南方淑女“到“堕落天使”——《喧哗与躁动》中凯蒂女性话语的缺失

福克纳的南方世袭小说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和深刻的南方底蕴成为人们喜爱的作品。其中,《喧哗与躁动》描述了在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代变迁时,南方贵族家庭顽强地挣扎,坚持过去传统的悲壮故事。他透过旧南方传统价值观和荣誉观的瓦解来诠释旧南方的消逝,而这集中表现在对南方淑女以及绅士形象的颠覆和重构上。在旧南方向新南方的过渡过程中,凯蒂试图冲破旧南方传统的束缚,寻求自我的话语,但是南方好人们的固守使得她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本文将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通过康普生家族对凯蒂的“审视”来诠释在旧南方传统笼罩下女性话语的缺失。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中性之欲”：罗兰·巴尔特的解构论美学

“五月风暴”以后,罗兰·巴尔特积极融入解构主义潮流,努力扮演文化反叛者的角色.具体策略就是以“中性”作为方法,瓦解语言结构中的聚合关系以及因聚合关系和多格扎而产生的话语权力.然而,在吸收怀疑论思想、即在话语伦理学中将中性和传统怀疑论结合起来以后,巴尔特思想解构的力度明显削弱,他逐渐沦为空想主义者.编织个人节奏性生活的乌托邦,成为他晚年的理论梦想.     

福柯"话语"概念之解码

话语理论家福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话语"概念。他的"话语"概念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随着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而逐步确立。首先,话语定位于以"异位"为开端的知识型的空间构型之中;其次,话语由实践性的陈述整体构成;最后,来源、间断性和离散性成为话语的主要原则。在此概念中,福柯反传统历史观、反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现。     

异域想象与伦理透视：西方文学中吉普赛女郎经典形象探析

西方吉普赛女郎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家通过对她们超凡的关、独特的爱情观、自由观的着重展示,构建了一个魅力四射的“他者神话”,折射出创作主体的异域想象、女性想象和自由渴望,以及对民间伦理中更合理的价值理念因子的思考。     

论话语联系语之形态的认识与理解之相关性

旨在探讨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以及话语联系语在语境和语境假设中存在的理据。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多层面讨论意义生成和理解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原则以及话语联系语对意义所起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并认为：话语联系语,是寻找和确立关联的重要依据,除了其显性的形态,也应该存在另类形态的可能。它们均能在听话者现有的认知基础上产生可能的语境假设。听话者通过努力,尽力识别文本提供的新语境,在不断推理和否定之否定过程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新认识,从而建立新的语境和语境假设,帮助听话者做出合理的推理判断。     

从被动的群氓到历史的主体--青年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形成

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经历了从圣贤创世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从精神力量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到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的改变.这两个改变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主体地位,肯定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伦理原则,人民成为价值主体和评价尺度,这标志着青年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的最终形成.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