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江西派藩篱 创诚斋体趣味——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

杨万里的诗学理论,表现在:以通变的辩证态度对待遗产,以大自然为诗本,追求有趣有味的艺术个性,崇尚新奇独创、标举“活法”为诗四个方面。这些对“江西”诗的突破,使他成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诗家,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他诗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中前进的。构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     

漫谈诚斋体的幽默

“诚斋体”的幽默是作者的一种气质与心态的表现,或者说是诗人某种人格的写照。“常中求新”,“平中出奇”,善于从平淡中发现趣味,在人们熟悉的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寻找幽默,道出新奇,是“诚斋体”幽默的显著特色。构思上出奇制胜,曲径通幽,语言上通俗自然,活泼风趣,是“诚斋体”幽默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什么是物——从关系的视角看

物与人一样都是超越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关系性存在,也正是因此孤立的物或人都仅仅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所以物和人的名称之不同只是表明它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分析特征,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异质的两种存在者。人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人,就如同物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物。物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作用力不具有感知的能动性特征。但非能动性与能动性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抽象,是一种概念化的策略,因为如果没有非能动性的内在支撑,能动性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反之如果排除能动性的存在,非能动性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复杂性中到场。     

马克思“Fetischismus”概念的三重内涵——从柯亨对宗教性与经济性物神现象的区分说起

由于中文版《资本论》将"Fetischismus"译为"拜物教",故而国内学界通常把马克思的"Fetischismus"理论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柯亨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实际上把"Fetischismus"理解为一种"物神现象",并将其区分为宗教性和经济性两类,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马克思的"Fetischismus"概念包括三重内涵:社会存在层面的"物神现象"、日常意识层面的"拜物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拜物理论"。与此相应,其物神批判理论也应该完整地理解为以第一方面为主体、包括三个层次的全面的社会批判理论。     

中西诗歌中物我关系的对比研究——以柳宗元和弗罗斯特为例

中西诗歌创作中的物我关系,近年来已成为诗歌创作所普遍涉及的又一深刻理论问题.从物我关系角度分析中西诗歌,可阐明诗歌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特点,并揭示中西诗歌境界之分别和共同规律,即,诗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大凡诗歌皆可依此分类,中西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