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能力正义与能力分析路径

在众多正义理论中,阿玛蒂亚·森提出"能力正义",打破了"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人们的关注点从"为何平等"导向"何为平等"。在全球视野下,"能力正义"的出发点是使公民过上有尊严、更体面和愈加美好的生活,阿玛蒂亚·森正是通过关于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超越了以往的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从而彰显出其能力思想的开放性和可行性。能力分析路径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将能力作为评估社会发展状况和成员生活质量的指标,二是将个体能力纳入社会公平正义的研究视野。     

公正与善的捍卫者——对当代国家功能定位的一种考察

在资本向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渗透的今天,现代国家不应该像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将自身严格限定在"守夜人"的位置上,相反,现代国家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捍卫主流价值观念,引导社会向善发展;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过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帮助个体切实实现实质正义而非形式正义.     

超越“先验正义”——对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与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区分了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正义观,他的重要思想贡献是系统回答了"在不预设一个先验的、完美的社会终极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增进社会福祉与公平正义"的重要问题。森发展出了能力视角的建构性方法,并开拓了通过对话达成交集共识的现实途径。"超越先验正义"这一方法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对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也富于现实启发性。     

论脆弱性理论对精准扶贫战略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精准扶贫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扶贫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传统弱势群体保护和扶贫理论无力为精准扶贫理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引入美国女权学者玛萨·芬曼所提出的脆弱性理论可以填补此种缺漏。该理论基于人类遭遇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的持续脆弱性的现实,通过揭示个体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网络的差异,论证了国家对脆弱性主体承担救助义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透过脆弱性理论棱镜,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家"为何要扶贫"和"扶贫为何要精准"的根源所在。因此,脆弱性理论给精准扶贫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此外,由于脆弱性理论也给国家"扶贫如何做到精准"指明了方向,它也为精准扶贫战略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引。     

罗尔斯政府功能设计和贫困问题解决

贫困在本质上是不平等,它是人类走向幸福与和平的最大障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为现代社会人们正视并寻求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对于贫困所内蕴的不公平社会现实,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设计了政府的四个功能来予以匡正,在他的正义理论中,政府被分为四个部门,包括配给部门、稳定部门、转让部门、分配部门,这四个部门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通过公正的社会和制度设置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尊重各自的利益,使每个社会成员体面而有尊严地共享生活。     

论马克思的正义观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既有对"形下"的不正义现象的现实批判,设想了实现正义的现实之路,又有对正义的"形上"研究,探寻正义的人性前提,论证正义原则的形上根据,设想正义的"形上"境界;包含于马克思政治观点中的正义理论,作为马克思在现实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正义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体现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性特质.就根本而言,如何看待人就会看待正义;正义的原则只能在历史中寻找,不存在任何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正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理念

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精准扶贫"这一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互相结合所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精准扶贫"这一理念在提出和实施的过程中,切实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之后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义与需要

社会正义的核心是分配正义原则问题。在众多的正义原则中,按照需要分配最能体现社会正义理想。但在资源有限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生物学需要是基本需要的最主要表现,但生物学需要对社会来说要求太低。一方面,生物学需要极易满足;另一方面,人的存在不仅限于生存,更重要的是生活。一种最低限度的人之为人的体面的生活也应该是生物学需要的基本内涵,即体面的生活也是一种基本需要。我们国家强调要使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其深刻意义的体现。     

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模式探究

当前,我国进入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新时期精准扶贫战略下农村贫困地区如何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优势视角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理论视角,主要着眼于服务对象自身的优势力量,强调挖掘服务对象自身的资源,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建构"社工+"扶贫模式,通过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评估,制定合理有效的扶贫方案;借助专业方法进行教育与产业扶贫,提升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建设;通过链接各方资源,为贫困地区建立完备的网络支持系统,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以及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     

超越正义的良善生活何以可能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试图通过对正义观念演变的考察,建构一种能够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良善生活来解决正义与道德生活相分离的问题。赫勒所要超越的正义是完备的静态正义和变动不居的动态正义,她将正义置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连接点上,提出了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并试图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社会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连接起来,致力于探究一种适应个体化发展的良善生活。正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良善生活,而良善生活以生命与自由为最高价值,以价值对话和伦理商谈为正义程序,以感情为人际交往的纽带,以团结为共同体的道德目标。因超越了传统的正义理论,良善生活的建构成为可能,又因良善生活的建构,深化了当代正义理论的伦理意义。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论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正义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既有对"形下"的不正义现象的现实批判,设想了实现正义的现实之路;又有对正义的"形上"研究,探寻正义的人性前提,论证正义原则的形上根据,设想正义的"形上"境界;包含于马克思政治观点中的正义理论,作为马克思在现实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正义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体现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性特质.就根本而言,如何看待人就会如何看待正义;正义的原则只能在历史中寻找,不存在任何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正义社会.     

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其公共政策含义

罗尔斯的思考模式并不是理解正义的唯一路径,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对罗尔斯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不同于很多学者忽略替代性理论的完善,阿玛蒂亚.森完成了包括基本主题、分析工具和评估尺度在内的范式转换。他重拾了智识史上的现实比较传统取代主流的先验制度主义,发展了社会选择理论以代替契约论分析构架,以能力尺度超越了基本物品尺度。阿玛蒂亚.森在基本主题和分析工具的学术合法性的证明上是完整和有说服力的,而在将能力方法(作为评估尺度)运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时则面临了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限制。只有在理论上退让到基本能力层面,能力方法才具有公共政策中的合理性。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一样,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也不可能是正义研究的终点,两种范式之间的争论方兴未艾。     

制度正义语境下的道德自觉诉求——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道德理论解析

与罗尔斯用非自利的契约论来探求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正义性原则不同,斯坎伦关注的是"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即判定道德对错的契约论准则及其促成道德动机和给予道德行为理由的效力,从而以此为制度正义理论提供微观道德基础。在功利论与道义论相互对峙的道德哲学谱系和经济繁荣伦理紧张的现实境遇中来考量,斯坎伦把道德的根基建立在平等主体都无法合情理反驳的理由上蕴涵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首肯,对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和对等的坚守,对人们相互承认及达成共识的期待,对彼此行动理由的合情理追问,为倚重于制度正义话语的伦理思考和当代人的道德自觉提供了独特灵感和智慧。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四大重要关系

精准扶贫的提出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调研结果显示,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在个体性贫困与整体性贫困交织的地区,扶贫工作过于强调"精准",而忽视了贫困地区的整体性条件改善,个体发展缺乏外部带动和支持;政府全面主导的模式对市场机制形成了排斥和挤出效应,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因忽略了"精准脱贫"的目标,单纯追求脱贫手段的形式化和政绩化,扶贫目标难以实现;过度重视物质投入而轻能力建设,形成部分贫困者的"福利依赖"。因此,精准扶贫必须把握好整体与个体、政府与市场、目标与手段、物质帮扶与能力建设四大重要关系。     

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举措的精准扶贫,仅仅依靠物质帮助显然不够,它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满足。长期以来的被动式扶贫模式,不仅使扶贫对象丧失了自我觉醒与发展潜能,而且还使其深陷精神困扰之中。对于精准扶贫的认识,不能认为"扶贫"就是获得最多的物质享乐,而必须考虑到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和守望。精准扶贫仅仅依靠物质支持和救助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多方面的参与融入才能完成。精准扶贫既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精神为主,更不是扶贫物质越丰厚越好,而是要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兼顾物质、精神和心理多方面的整体推进。     

超越正义何以可能——阿格妮丝·赫勒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误读

赫勒在《超越正义》中提出了超越正义、回归良善生活的构想,界划了三种正义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伦理的正义概念和政治的正义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必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走向悖论,伦理的正义概念正当补充;现代性的悖论必然会令静态正义走向动态正义;历史哲学的解体势必导致不完备的正义概念取代完备的正义概念。赫勒严重误读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认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存在四点"硬伤":过于倚重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缺乏伦理的正义概念;根植于"绝对自由"这一错误假设;将形式的正义概念视为唯一合理的正义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苦难的神正论"。在超越正义这个问题上,赫勒一方面将"超越正义的社会"和"超越正义"混为一谈,另一方面陷入了抽象的主观道德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中探讨正义问题,其超越正义的构想具有双重内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第一书记”社会资本与扶贫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第一书记"是"精准扶贫"场域中的重要参与者,其工作行为及绩效直接反映"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在"精准扶贫"场域中"第一书记"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工作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其单位背景、身份地位、社交网络与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自身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田野行政”视域下的县域精准扶贫

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安排,夯实县一级因地制宜安排项目回应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能力,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借助组织学权变学说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提出一个"田野行政"的解释框架,用以考察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密集调整,为县域贫困治理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基于对"茶县"跨度六年的跟踪调研,可以发现县域"精准扶贫"工作能力建设,有赖于通过恰当的分权治理结构安排,保持县一级因地制宜安排政策供给的自由裁量权。2014年以来,精准扶贫各项制度架构逐渐成型,"四到县"的改革,提升了县一级精准回应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差异化需求的能力,但仍有一些瓶颈因素有待破解。     

马克思尊严观的“否定”论域及其实践智慧

马克思的尊严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尊严的构想、理论和学说的总称.马克思从尊严的“否定”方面,即“尊严缺失”出发来阐释尊严,揭示了尊严普遍缺失的社会根源,强调在“挣得尊严”这一意义上为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实现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这是一种以现实个人的尊严为目的的现实主义尊严观,它既克服了尊严本身的抽象性和理想性,又为人们追求并获得尊严指明了实践对象和未来方向,鼓舞人们以消除尊严普遍缺失为直接目标.在日常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给予我们实践智慧与方法论原则,在克服、消除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的尊严缺失的实践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奠定谋求“尊严生活”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