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

本文拟就奚族族源及奚族与契丹族“异种同类”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似求教于同志们。 关于奚族族源 奚族又称库莫奚。史书记载奚族族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一说源于匈奴。 主张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说者,如《魏书·库莫奚传》:“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字文     

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述

本文对元代浙东学者杨维桢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指出杨维桢是一位关心民瘼、崇尚节气的学者;他为学博洽,著述丰富,在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文方面的成果尤其令人瞩目,有"文章巨公"、"第一诗宗"之誉.     

汉武帝创建年号及改元规律考述

武帝年号，始建何时？历来话说纷法，至今仍是疑团。如果仅仅视为一种纪年方法，本身并无多少意义。倘若将它恢复到原有的历史位置上，则是中国古代年号纪年法的原点，而且深久地影响过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赵翼说：“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为元年。如文帝十六年，因新垣乎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始创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①。这里“万世不易”之说，不必苛求古人的历史局限，而其历史意义显然是始终存在的。然而，这一历史创举，《史记》缺少明确具体记载。这当与司马迁《…     

伏羲文化考述

伏羲神话起源于北方,其氏族活动时代介于燧人氏与神农氏之同,处于由渔猎到畜牧、由氏族婚向氏族外婚过渡的时代.由于造八卦、制礼乐、婚姻等文化功绩,伏羲在文化传承中被尊为圣王典范和文化英雄.儒道学说发展为社会主流思潮后,对以伏羲为代表的文化英雄地位加以提升,使伏羲不仅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象征,也成为中华文化逐渐向人文精神、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生平及著作考述

蔡友梅是清末民初知名的京味儿小说作家。本文依托北京早期白话报中的相关材料,对其笔名、生卒年、家庭背景和主要经历进行了考证,并探明其存世的京味儿小说一百余部。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代的露酒

唐代的露酒张平露酒是用发酵原酒或蒸馏酒（唐代无蒸馏酒，因此，这里只指发酵原酒）为酒基，用浸泡、掺兑等方法加入香草、鲜花、果皮、果汁或中草药配制加工而成。属于配制酒的一种。广义上讲，也包括药酒在内。早在殷商时，我国就有露酒了。甲骨文、金文中经常有殷商帝...     

论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

唐代皇帝要求宰相重视为朝廷选拔优秀官员,许多宰相也以此为己任.唐代宰相主要通过与皇帝当面讨论和向皇帝上书两种方式阐述他们选拔官员的思想,其内容丰富、深刻,对唐代选拔官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的论述,揭示唐代宰相在朝廷选拔官员中的作用及影响.     

从唐代的判集看唐代对法律的适用

从唐代的判集看唐代对法律的适用董念清敦煌遗书Ｐ．３８１３号是一卷唐代官文书的集录，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后为伯希和掠走，现藏性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该卷文书首尾皆残，存九纸二百零一行，每整行字数在二十五至三十六之间。卷背所抄勺《晋书载记》。据笔者所知，日本...     

唐代长安城的球场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长安作为唐王朝的国都所在,既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唐朝乃至国际的文化中心。唐代长安的文体娱乐活动不仅项目繁多,而且水平也相当高超。兹仅就唐代长安球场的设置情况略事论列,以就教于诸位方家。在唐代长安诸多的体育活动之中,击鞠（...     

唐代市场管理制度探析

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内容包括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即市场行为主体与管理者,市场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商品的计量和质量管理、物价管理、市场秩序管理、中外贸易管理等。唐代的市场管理制度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相应的制度相比并不落后,对于我国现今经济立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应严格限制市场管理者及与管理者有特殊关系的主体参与市场交易与竞争,同时对于市场管理者的不当乃至违法行为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加以制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管理行为真正法制化。     

唐代长安的酒

本文对唐代长安沽酒、家酿的分布和种类作了论述,弥补了《国史补》上对唐长安名酒记载的不足;同时,通过唐政府后期的榷酒税收,说明了唐代长安的名酒之多与饮酒之盛。文章总结了唐代长安饮酒的风俗习惯,反映了唐代长安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唐代的货币思想主要继承《管子》和两汉的学说 ,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等主要问题的思考研究虽有所进步 ,但总体认识水平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仍停留在货币国定说和轻重论认知体系上。这在实践中不仅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和破坏 ,也影响了唐代货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     

郭步陶生平行止与新闻实践考述

郭步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蜚声中国新闻界,因其为人处事低调,生平行止不为时人所知。郭步陶一生著述甚丰,1933年出版的《编辑与评论》,是对我国报纸编辑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1937年出版的《时事评论作法》,奠定了我国新闻评论学的学科基础。1937年因《新闻报》屈附日人新闻检查要求,他愤而辞职。1939年赴港创办中国新闻学院并担任院长。1962年病逝于鞍山。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家——张丽君

张丽君,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科学院《资源科学》审稿专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联谊会秘书长。     

唐代的蝗灾再认识

唐代蝗灾严重,蝗害导致米价、粟价上涨,导致饥荒,影响士子应举。＂灾异天谴＂说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占有很大的市场。佛教文献中有专门预防、消除蝗害的咒语。当时出现了罕见的食蝗现象。统治者在面对蝗害时,采取了＂祷祈＂之法,当然,皇帝也通过下罪己诏,以正仓、义仓进行赈贷,并遣使者进行慰问,令灾区政府收葬死者、为受灾农民发放种子等措施来救助灾民。一些良吏也在各自境内采取了预防蝗灾、救灾的措施。当时的捕蝗方法主要有焚瘗之法,遣使者捕蝗,出赏钱鼓励民众参与捕蝗。姚崇灭蝗的功绩及焚瘗之法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不过此次捕蝗为后世提供了治蝗的经验。另外,唐代出现了生态灭蝗的现象。     

路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唐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察使以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察,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察网络.     

唐代统治阶级的治安思想

唐代统治阶级把保障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终极目的,因此,认为儒家的纲常伦理可预防动乱和犯罪,预防失效再辅以刑罚作为补救;佛教劝善止恶,阴助教化,同样可防患于未然;缓和社会矛盾必须限定在维持社会秩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