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亲亲”和“尊尊”思想的特色——以文献所记载的丧服服叙制度为视角

先秦儒家从内位与外位相区分的角度考虑“亲亲”和“尊尊”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儒家重视亲亲血缘关系,实质是强调情感的自然真实性,包括丧服服叙制度在内的礼文之道德原则实际就源自于人们的这种真实情感。对源于亲情的真实情感的极端重视和通过对道德原则的不断切身反省从而得到落实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两大特色。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论儒家伦理的亲亲原则及其现代扬弃

众所周知 ,儒家伦理博大精深 ,包含着多项原则。亲亲原则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这项原则不仅在古代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而且在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中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尤其是家庭道德的建设。因此 ,对这一原则做一考察和分析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亲亲”这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先秦儒家的多种典籍里 ,如《诗经》、《左传》、《公羊传》和《荀子》等。而对亲亲思想作了较充分阐述的 ,则是《礼记》和《孟子》。《礼记·中庸》说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先秦儒家报德要义解析

文章提炼出“报德”这一伦理范畴,从原典出发指出,先秦儒家报德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一个分支,其道德原则是以“义”为基础的、指导报行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包括三个基本规范：“直”原则、“差等”原则和“私不害公”原则。先秦儒家报德蕴涵着宝贵的伦理资源,对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智”德思想述略

“智”是先秦时期歧义最多的道德范畴之一。本文拟从内涵、来源、“智”与“知”、“知”与“仁”等几个方面,对先秦儒家的“智”德思想作简要勾勒,以期对深入理解“智”道德范畴有所裨益。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论春秋“出奔”现象中的亲亲之道

亲亲之道是先秦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它体现在“出奔”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中。具体而言,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体现在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出奔中的礼制、宗国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受奔国对来奔者的受理方式等方面,其实质是为了维持宗法社会的自身稳定,体现出宗法社会鲜明的特色。先秦儒家赞成在出奔中采取亲亲之道,在这一点上,《春秋》三传的史评取得了一致。     

略论先秦诸子的尚“清”倾向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尚“清”现象,源于先秦诸子。“清”的本义是指水清,先秦诸子由其本义出发,逐渐将其用于哲学、社会、道德、艺术等领域,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广的审美意蕴。在道家学说中,“清”既是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老庄将“太清”视为天道的理想境界,将“缘而葆真,清而容物”视为理想的人性之美。在儒家学说中,“清”主要属于道德审美的范畴,用来概括隐士在乱世中清高处世、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与道德之美。由孔子到孟子,儒家对“清”的态度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逐渐崇尚的过程。荀子则融合了儒道两家尚“清”的内涵,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对后世的美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亲亲相隐”难题的马克思诠释

《论语》中“直躬证父”的故事阐发了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原则,揭示了儒家面对家庭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所作出的独特诠释。其中,“叶公之直”作为烘托儒家伦理要求的参照物,在现代性语境下十分呼应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而黑格尔和施蒂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为解析叶公“荆蛮之豪”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补充。黑格尔主张主体生存必须跨越家庭血亲达到国家公义的水平,施蒂纳则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与个人功利的真实性,二者的思想作为同一逻辑的不同环节展现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宿命。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施蒂纳表达了他对消除异化、恢复人本真自由的“真实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一旨归构成了马克思对“亲亲相隐”难题的现代诠释。以“亲亲相隐”与《安提戈涅》为线索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儒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共通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境界提供理论支持。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论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源自中国古代先秦儒家“父子相隐”的理论学说,随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终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经久不衰,持续至清朝末年。作者考察了其思想的源起以及在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探讨了传统中国法律中的道德因素以及该制度的历史成因。     

慎思：先秦儒家的道德认识论研究

先秦儒家之“慎思”作为道德理性之思,是儒家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之“思”重在检省身心,思孟之“思”重在尽性至诚,荀子之“思”重在理性思虑;三者共同之处在于认识向度的内倾性、认识原则的道德性、认识内容的伦理性、认识目的的形上性;先秦儒家认识论之“慎思”有助于形成完整的道德理性认知模式,塑造具有圆融生命精神的认识主体,为西方传统认识论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活化——兼论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源和归宿

一、问题的提出“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制度,从先秦到民国,可以说是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从先秦的“子为父隐”、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南北朝的“父为子隐”以及隋唐的“同居相为隐”的详细规定,到《大清新刑律》和民国刑法保留的“为庇护亲属而藏匿...     

抗争与妥协——徐复观论秦汉以来儒家政治思想

徐复观认为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与精神的内涵和基础 ,因此它可以弥补具有严重的“非道德化”倾向的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缺陷。同时 ,先秦儒家人文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政治抗议精神的反专制的思想体系 ,可是 ,从秦汉以来 ,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压迫之下 ,儒家被严重地扭曲而变质 ,也自然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思想原则和以制度的设置来实现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